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和音樂家。其父阮啗，魏丞相掾，建安七子之一，著名的文學家和音樂家，與曹氏有門生故吏的關係，在阮籍三歲時因染疫而亡。家世儒學，代有顯宦，又受到曹丕等曹魏宗室的關顧。阮籍少年就知名於世，藝術與文學之才早播士林。他又沉默寡言，發言玄遠，人均以為難測其底。阮籍在正始年間（30—40歲）正值曹魏與司馬氏鬥爭激烈，他推辭了幾次任命，主要與嵇康等遊處。自司馬氏發動“高平陵政變”之後，阮籍就在司馬氏的壓力下不得不出來做官，先後在司馬懿父子下任屬官。他雖然不願與司馬氏合作，但是又不能與他們公開對立，一直處在依違之間，心理壓力很大，非常焦慮苦悶，常以狂飲爛醉麵世，又以毀禮棄俗行事，深受禮法之士的忌恨。對阮籍的思想與行為，曆代褒貶不一，爭議很大。我們覺得，阮籍的人格有其特殊性。他出生在建安時期，長在曹丕之世，到曹丕時期他已經有了一定聲望，但還沒有進入上流社會的中心，待司馬懿以殘酷陰險的手段奪取軍政大權，阮籍一直陷於兩難境地，靈魂時刻經受著煎熬。縱觀阮籍一生，他的人格一直處於不斷的調整之中，其實也是處於矛盾衝突之中。這些矛盾衝突在其著名的《大人先生傳》裏有相當曲折而生動的體現。
其一本欲為君子，激烈抨擊偽君子。阮籍因家庭與早年生長環境的影響，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想做一個“君子”，但是在現實社會中要做君子本來就是一件艱難的事情，而魏晉之際更多的是大量的偽君子，並且成為事實上的社會主流，根本容不得真君子，他憤而激烈抨擊當世的偽君子。
阮籍深受家風影響，自幼就有遠大誌向，抱負不凡。《晉書》本傳言：“籍本有濟世誌”，“嚐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對楚漢之爭所歎，可見其境界與眼光；他的《豪傑詩》已佚，我們無緣一睹其雄才與氣略，但是他的誌向與抱負是可窺的。因此，可以說阮籍具有儒家的濟世之誌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詠懷詩》自述道：“昔年十四五，誌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其十五）他自幼愛好儒家經典，修身至於品行特秀，以孔門高徒顏回和閔損為自己人格的典範，其君子人格的理想非常鮮明。其三十八塑造了一位頂天立地、建無上功業的雄傑之士（豪傑）的形象，當也是他的理想人格形象，他還在詩中批評莊子的人生態度：“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阮籍早期在品行修為和行世表現等方麵的自我設計顯然是傾向於儒家的君子人格的。曆史上記載的許多事，都可以讓我們看到阮籍的“君子”表現。例如他性至孝，母喪期間肌毀骨立，吐血；他與人交常常沉默寡言甚至整天不發一言，可謂君子慎言；《詠懷詩》內有不少批評當政者（可能指曹爽等人）貪享無度，競為浮誇，不顧世危，不務正業等，可以說具有很濃的社會責任感；他作《樂論》《通易論》《孔子啣》等文，闡述儒家的哲學與禮治思想，雖然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並沒有多少理論上的創新，但是在曹魏統治集團執政方略搖擺的後期，他這樣高唱儒家情調，具有“濃重的、強烈的時代氣息或現實精神”，表明他希望曹魏統治者“由立足於名法之治轉到儒家禮樂教化和仁政德治的軌道上來。”其鮮明的政治立場與堅定的思想傾向可見。所以說阮籍早年是以君子作為自己的人格理想的，而且在以後的生命中還一直有著這樣那樣的表現。但是，君子本難為；亂世君子更難為；而在舉世遍布偽君子的社會，做君子簡直就是與整個現實世界站在對立的立場，不僅難為且有性命之憂。因此他不得不改變策略，調整人格理想。
調整人格理想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尤其是阮籍這樣一個性格內向甚至有些孤僻的思想者。作為一個信奉君子準則的士人，當他看到自己的人生信條已經不可能實行，其內心的痛苦不難想象；而當他看到滿街跑著偽君子時，他的心裏更多的是憤怒。在強烈的情緒驅使下，他的行為與表述往往走向反麵，阮籍譏刺“君子”人格應該是在這樣的心態背景下出現的。出現在《大人先生傳》裏的“君子”是這樣的：“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製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誆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眡而淩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他在《獼猴賦》描述具有象征意義的獼猴說：“外察慧而內無度兮，故人麵而獸心。性褊淺而幹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呻兮，似巧言而偽真。”顯然，阮籍譏刺批評的“君子”實在是徹頭徹尾的偽君子！內外相反，表裏不一，欺誑百姓，實在是害民危邦的罪人：“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危亂、死亡之術耳！”因此，當我們看到阮籍諷刺君子，貶斥君子人格時，不能僅看其表麵，而要究其實質。這樣的偽君子並不是真正的儒家君子，而是假君子之名行禽獸之實的罪大惡極的奸賊。我們聯係阮籍《東平賦》《亢父賦》《首陽山賦》等作品，就可以看到阮籍眼裏的“世界”實際是一個肮髒汙穢不堪的天地，是惡人橫行的世道，真君子已經沒有市場，連生命都岌岌可危。隻有那些披著人皮的狼在肆虐，假君子之名的惡人在左右時勢，其憤激之情使他轉而抨擊虛偽之徒，甚至作出更極端的行為。其中典型的如：“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即王戎）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則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世說新語·任誕》）“阮籍當喪母，蒸一肥豚，飲酒二鬥，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同上）劉孝標注引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棋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鬥，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這三例事異而神同。從阮籍的外在表現看，他嚴重違反禮教規定，隨便在他人妻子身邊，有亂的嫌疑；聽到母親將逝，竟然置若罔聞，圍棋如故，那是大不孝；母喪期間飲酒吃肉，更是違反名教。但是，阮籍身在婦女側而有坐懷不亂之實；臨喪訣別，竟然吐血，至於委頓，其情實為至孝；圍棋一止，立即飲酒大號吐血，其悲愴可謂之至矣！阮籍的正意反為還有這樣的實例：“阮籍嫂嚐還家，籍見與之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世說新語·任誕》）對這類行為，前人多以放誕目之，我們覺得這正是阮籍與偽君子反其道而行之，行毀禮而實遵禮，貌不孝而質至孝！對高唱儒家名教而行不仁不義者以絕大諷刺。
其二心欲為隱士，發而批評死隱士。現實社會的黑暗，偽君子的盛行，使阮籍覺得所生活的空間絕非人所能堪。品質與操守與世相違，以自己原則行世必然給自己及家人帶來危險，這種情勢下，士人的可能途徑就是做隱士。阮籍的人生旅途中應該會有產生隱居的想法的。他父親阮瑀有隱居的曆史，並寫詩作文讚賞“商山四皓”、伯夷、許由等隱居先賢。阮籍自己曾推辭曹爽、蔣濟等顯貴的征召。他在《辭蔣太尉辟命奏記》中說：“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以身體不好為由予以拒絕，且表明自己將躬耕田壟。他在正始年間與“七賢”的其他人一起作“竹林之遊”也是隱居的一種表現。他在四言的《詠懷詩》其一表示：“適彼沅湘，托介漁夫。優哉遊哉，爰居爰處。”隱居的意識相當明顯。其五更是說：“爰潛爰默，韜影隱形。願保今日，永符修齡。”他在無法實踐儒家的君子之道的情況下，確實想做一個無牽無掛的隱士，與世相違，潛伏隱處，遠離災禍。其六、其七都是表達這樣的誌願，其八在回憶了儒家的“三不朽”教誡以及俯仰曆史之後，他直言：“棲遲衡門，唯誌所從。出處殊途，俯仰異容。”可以說，阮籍的許多作品都有很強烈的隱居意識，這不僅與其家風不悖，也不違其誌，潔行淨慮。但是隱居對他來說隻能是一種奢侈的向往。他有妻子兒女，還有相依為命的老母，特別是正始名士被殺戮殆盡後，竹林名士已經成為士林顯要，欲隱而實不能。司馬懿殺了何晏之流，立即征聘阮籍為從事中郎。這次阮籍沒有推辭，實際上也不敢推辭。現實中各種因素逼迫他不能做隱士，但是他又不能與世俯仰，和光同塵。傳統的隱居方式已經不能適應他的需要，而新的更合適的方式還沒有產生。他也深知習慣的隱居之弊病，借大人之口，他說道：“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誌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逌死？”他認為隱居者將自己與外部世界對立起來，並且是非好惡觀念過於強烈自然難以與自己周圍的環境達到和諧的狀態，不是理想的生存狀態。過於重視自己的精神意誌，卻忽略了自己的物質生命，像禽獸一般自然地生滅，已經喪失了人性，特別是拋棄社會文明的生活條件，在嚴峻的自然狀態中生活，會嚴重地損害身體健康（喪體）。這種隱士，以損害物質生命的方式保持精神獨立與品格潔淨，不符合道家的生命本位思想；雖然尚誌高操，可以獲得高名，或許能名垂青史，但是那也不是真正的隱士，因為徹底的隱士潛身匿形，世間之人根本無從知曉，因此也不可能獲得殊榮，那也不符合儒家的不朽思想。所以，傳統的隱居方式在阮籍看來毫不足取。站在曆史的高度來評價阮籍對隱士的認識，我們應該肯定他確實抓住了隱士的根本缺點，他的探索是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