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濤（205-283）字巨源，河內懷人，父曜，官宛句令。山濤也早孤，居家貧困，但很有才識器量。在“竹林七賢”中，他門第不高，藝才不顯，卻位至三公。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很罕見的，而在特重門第的魏晉尤其顯眼。顯然，如果山濤沒有“過人”之處，這一切是不可能的。山濤的人格形象模糊，時見其重形疊影，城府深邃，令人難窺其底。當時人就有“其深不可測”（《世說新語·識鑒》）的感歎，稍後也有人說他“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世說新語·賞譽》）但是山濤的人格更深刻地反映了中國文化的多麵性、複合性、現實性，更耐人尋味。他具有一些儒家的品性，如有時顯得正直、守禮，但時人又覺得他玄學氣息很重，這樣的矛盾組合可以舉出不少：
高潔與鄙俗並現。高潔與鄙俗的對立是顯而易見的，自然它們很難同時出現於某一個人的行為中。但山濤一生恰恰是兩者共存並現。言其高潔，一生為官，廉潔自守，身為三公僅有十間舊屋，“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晉書》本傳）連司馬昭、司馬炎也深知其儉，經常為此額外頒賜，以濟其用。但也是這山濤，正始年間，曹馬相爭，他就“隱身不交世務”，（同上）而至雙方勝負已定，他就立即去找手握大權的司馬師，拉親戚關係，在其急於用人之際要官做。明知嵇康為人及政治態度，卻推薦他繼任自己的吏部郎。身居選曹，卻時時仰司馬氏鼻息而舉薦人才，亦為卑俗。
守雌與堅毅共見。老子崇尚守雌之道，講究謙退之術，和光同塵，與世俯仰。孔子崇尚持道之節，守道堅毅與果敢，鄙視鄉願。這兩者本相排斥，而山濤卻共持之。他早年即懷非凡識度與實才，但並無張揚幹進之舉，年至四十方才出仕且不久投傳而去，與躁進之徒顯異。時興談論，其玄學之才不淺，但史上並未見其馳騁談場的記錄，王衍即言“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世說新語·賞譽》）可見其思想觀念及行為與守雌之道相契。他混跡於官場幾十年，並多以謙退獲譽免禍。然而他行為中確也有堅毅果敢的表現。他主選曹，阻賈充，斷非望，即使遭人譏刺也不稍改，似勇毅。司馬炎時期，不僅敢於諷諫，且多有違旨之舉。山濤似有儒家人格風範矣。
自然與禮教同具。山濤顯是禮教中人，一生謹言慎行，嚴守禮教。遭母喪，“年逾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鬆柏。”（《晉書》本傳）其孝節不讓“二十四孝”。位高望重而年老多病，皇帝破例照顧，他都要依禮而行。但他的行為又似乎出於本性自然。有所舉薦輒被任用，群議紛紛，他處之泰然。皇帝詔命，他常辭以老病，且常躺倒不幹。最有代表性的是其飲酒，他酒量極大，至八鬥方醉，但從未逾量，即使晉帝邀飲，暗中添加，他卻能“極本量而止”（《晉書》本傳）。循禮似本性自然，任性又出人意料。
還有正直與奸邪並行、虛偽與信義俱有……
山濤的人格不僅在於其正負兩極的同存，更重要的還在於他的組合方式特別。首先是無主次。一個具體人的人格一般可分為主導性與輔助性的兩部分，兩者可相近，也可相反，但因比重差異較大，傾向性比較明顯，如剛腸疾惡，視死如歸著名，也有沾染世俗氣的《家誡》（嵇康）。山濤人格的兩極無明顯傾斜傾向，如一生勤於政事，同時和光同塵一生；不時諂媚權臣，時亦主持正義。這些表現比重相近，主次不顯，傾向不明。第二是無先後。一個人的人格在萌生、成型、完善的發展過程中，或先善後惡，或先非後是都不難理解。但如山濤善惡並行是非共現表現為共時性的，則實為罕見。他四十歲前行跡難覓鴻爪，自四十歲出仕至終（79歲），人格自然也會有所變化，但已無本質性改變。就是說亦善亦惡似是似非是他一貫的人格表現，即使事跡好像有是非先後，如正始至嘉平年間的鳴高竹林與積極出仕，行為取向相反而實質心跡基本一致，人格基質穩定。第三，多兩可。與前二者相聯係，山濤的人格表現多有兩可現象，讓人可以說是，也可以說非。不僅在一生總體上，就是在具體個別表現中，他多有兩可。如他先任職曹氏，後主動向司馬氏求仕，顏延之等斥其失節，也有人為之辯：他先已隱逸，再出仕就難定其失節。舉薦嵇康、阮鹹、嵇紹諸事，更難窺其隱秘，當然難論其是非。他早有位居三公之圖，但一生謙退，從沒有躁進之行，多有上表請退之舉，其心於仕祿似亦在兩可之間。山濤的人格是比較徹底的是非正負的同比組合式，而非或此或彼的單一式，或主此主彼的主次相合式，從而模糊了自己的人格形象。
人格元素的異質同構是具有一定的危險性的。或者因平衡功能不善而出現人格分裂，或者因協調能力不高而產生事與願違的人格表現等等都是很常見的。但山濤從未出過失衡問題。顯然山濤的人格模式及其表現具有相當穩定的內在統一性。如果比較深入地透視山濤的人格表現，我們就會發現在他的異質同構相融中，確有異於常人的人格理念，這些理念及其表現雖然並不怪異，但是認真實行起來並非易事，例如：
安全高於道德。依傳統的觀念，道德準則高於一切，因此有殺生取義的高操。安全雖為人的最基本需要，而將此作為行為的首要準則並非大多數傳統士人的價值取向。有的人雖欲如此，但不是力不從心就是徘徊難定。孔融的悲劇多少有點“咎由自取”。嵇康亦有自我圖存之念，但終遭殺戮，阮籍實在也沒有真正保護好自己。這主要是他們的人格理想與價值觀念不以保護自身安全作為最高準則。山濤一生人在“江湖”，卻以自我保護為先。如他之隱逸與出仕即是顯例。他正始五年（244）才為郡吏，但至正始八年（247）就辭職“隱身不交世務”，其因是司馬懿歸第高臥，他已察覺大風暴即將來臨，應該“無事馬蹄間邪！”（《晉書》本傳）在政治鬥爭中，作無謂犧牲不值得，所以與嵇阮等鳴高竹林。嘉平四年（252）司馬師掌權，正始名士已成曆史，竹林名士已是有團體意味的士林所望，為執政注目。山濤就走出竹林，前去求官。這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保護自己。此時，一連串的血腥屠殺剛過，他們的行為就相當敏感，若不及時表明態度，終生將被打上問號。從他以後一直被司馬昭、炎父子深相倚重，可見其保護之策實為謀深而效遠。
山濤還一生謹言慎行，力保自己的“名節”。他為官清廉，身居三公而身後僅“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官俸散給貧困親友，而自己清貧至此，克己之謹是獲時人高譽的原因。特別是袁毅貪濁，賄賂公卿，送絲百斤給山濤，他既“不欲異於時”而受，以免貪濁受賄之人構害，又不能牽涉進去，以汙自己清譽，就“藏於閣上”（《晉書》本傳）事後被檢就付吏，以示無涉。名節保住了，時人又未能害，這種保生之才難有其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