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建都洛陽。古人以洛陽為天下之中，因此建都建康的東晉就稱西晉為中朝。西晉一代的名士就稱為中朝名士。
中朝名士曆來為後代詬病。在曆史上，中朝名士以淡泊虛闊，不務實事，又生活奢華，追求聲色享受而著稱。他們的形象不僅與傳統的儒家風範相異，也與崇尚自然的道家風度不同，人格顯示出很不協調的形態。如果就事論事，中朝名士確實不是士人應該仿效的範型。不過，任何曆史現象都應該還原到那個特定的時代去認識，才能得到比較切合實際的理解。不然，用可以施之於任何時代的規格去評判各個時代的人，必然難以得到準確的結論，至少是不可能有比較深刻的認識的。對中朝名士，我們應該從那個畸形的社會去看，才能理解他們到底是什麼樣子，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西晉是以“孝”治天下的儒學統治時代，但是實際上卻是經學繼續衰落，老莊更加盛行的時代。西晉是長期分裂的魏晉南北朝僅有的短暫統一的時期，也是軍閥混戰、內訌不斷，最終導致短命朝代滅亡，異族占領中原的時代。西晉是玄學盛行、清談流行的時代，又是玄學義理缺乏新意近於停滯的時代。西晉就是這樣一個形態怪異的曆史時期。
西晉政權是在所謂的“禪讓”下開張的。早在魏正始年間，司馬氏與曹氏展開殊死搏鬥中，士人階層就出現了明顯的分化，一部分站在曹氏一邊，另一部分投入司馬氏懷抱，還有的一些遊離於外。司馬氏的勝利是先後以“天下名士減半”和殺戮中間派人士為代價的。這樣曆史上鮮見的血腥現實，深深地震撼了士人的心靈，巨大而深刻的恐懼，長久地籠罩著整個士林。從司馬氏政權本身來看，一麵高舉著屠刀，大量殺害妨礙他們奪權的敵對力量和無辜人士，其中包括許多服膺儒術，正直高德，為士林所敬仰之士，從而奪取皇位；另一方麵，扯出“名教”大旗，標榜以儒家作為統治思想基礎，而“仁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根本。這種自相矛盾的行為不僅暴露了他們的虛偽，也使許多士人舉措失準，行無所向。西晉政權建立的過程中以及建立後的整個西晉，除極短暫的太康時期屬於平靜以外，基本上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先是為鞏固政權而排除異己，再是在統一西蜀中經曆重大內部變故，接著統一南方。此後，表麵上出現了“太康盛世”，其實內部卻在醞釀著更大危機。選中的繼位者是個朝野皆知的白癡，皇室內部各有打算，朝廷、地方人士或者虎視眈眈，隨時仿效“禪讓”好劇；或者戰戰兢兢，竭力保身全性。司馬炎倡導生活糜爛，全國上下競相鬥富，生活豪奢。北方的異族正在崛起，窺視著中原，並隨時準備馳騁中原大地。司馬炎死後，立即出現接連不斷的人禍，外戚楊氏專權、賈南風亂政、八王之亂、異族入侵，直至西晉政權垮台。可以說，整個西晉基本上沒有太平可言。
西晉標榜以“孝”治天下，似乎是告訴人們這個政權崇尚正統的儒家思想統治，但是又不敢提出“忠”作為所有大臣的行為準則。在儒家思想體係中，“忠”與“孝”是緊緊相連的，孝為起點，忠為終點；孝為根基，忠為花、果；提倡孝，其終極目標自然為忠。因此，忠為大孝，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時候，常常是為忠可以棄孝。司馬氏何嚐不希望大臣們對他們效忠？但是他們根本不敢提倡忠，其原因就是“忠”的出現就會暴露他們自己政權的不合理不合法。這種殘缺不全甚至帶有自相矛盾性質的“儒家思想”體係，自身就是一個笑話，其結果也是很明顯的。整個西晉，當皇族遭遇危機需要大臣“忠”的時候，所有高官厚祿者幾乎一律隻顧自身利益，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如漢末黨人一般舍身救主，更多的是趁火打劫，大撈一把，而真正勇於為皇族獻身者倒是如被西晉作為政敵殺害的嵇康之子嵇紹等人！這種帶有滑稽色彩的鬧劇，其導演正是司馬氏本身，當然承擔其結果，他們隻好當仁不讓了。
西晉的選官製度實際也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作為世家大族，服膺儒術是其本色，按照儒家的禮製來統治天下是自然的節目。“九品中正官人法”本來是曹氏打破世族統治，選賢任能的良好製度，但是經司馬氏的“禮製”化改造，變成了基本上以出身等級決定任官等級的腐朽製度。這種表麵上的“統一”，難以掩蓋本質上的衝突，並且自然性地給司馬氏帶來機製性病根，最終釀成大禍。由於以出身選官，任官，因此許多無德無能而出身高貴者都得以身居高位，而才能突出又欲有所作為的寒族子弟隻能屈居下僚，其政治狀況可想而知。更由於一切以出身論，任官期間的政績等也就顯得無所謂了，因此出現整天清談浮誇者，可以不斷升遷；天天爛醉如泥者，照樣高官厚祿；勤於政務者，不但不可能因功得賞升遷，相反還會因勤於公務而得罪於人，遭受攻擊暗算也就在所難免了。這樣的政壇，其後果是不難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