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名士在竹林名士的基礎上進一步分化。習慣上認為虛談任達為其根本特征。其實他們並不全是如此。從當時的實際看，中朝名士還是明顯可以分為三種不同類型的。其中第一類就是身高位重卻虛談為務，風神飄逸，那是主流派。第二類是熱心事功，競於名利的，屬於非主流派。第三類是任達放誕派，勢力也很大。
作為主流派的清談派們，身居高位卻虛談不務世事，也是被後代論為“誤國”的一派，大抵是貴族出身，有世家大族的背景，受過良好的教育和家庭文化熏陶。裴楷、樂廣、庾子嵩、王承、阮瞻、衛玠等，王衍是其代表。他們既是司馬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多身居要職，但是他們並不是這個政權的忠實衛士，而是司馬不得不拉攏卻不可能成為支柱的一批貴族。所以，他們在這個政局裏雖然必然性地得到要職，但又是必然性地不為這個政權賣命。他們的人格表現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淡漠世事。遠離司馬的事務是這些人的重要特征。司馬氏的政權本身先天不足，完全在不合法的方式下開始，又在開幕之初就盡顯虛偽麵目，因此同為世家的貴族們不會傾心於新朝。但是他們又不敢反對。前有黨人之血，正始之腥，竹林之鑒，他們對世事，尤其是政治普遍采取了回避態度。皇甫謐終生不仕屢征不起；王氏家族大多虛應世務，熱衷清談；樂廣等人可以整日清談不厭，飲食俱廢，就是不務實事，等等。西晉的政治形勢與前代教訓，已使大批名士膽寒，不願也不敢過多涉足政務，唯以清虛為尚。
朝隱為尚。因種種主客觀原因，自願與被迫為官者大有其人。與其他各代相異者，這些官員普遍不理公務，成天談論嬉戲，或相邀結夥博弈，等等。對這種新式為官之道，他們美之名曰“朝隱”。這類朝隱之士，上至三公，下至小吏，雖亦有人彈劾指責，無奈潮流好此風尚所在，反之即是俗人。古人雲：“無官一身輕。”可是他們有官也是一身輕，而且不務政務，根本無關緊要，可以說身在朝堂，心在江湖；身披紫袍，心無所係。
熱衷清談。中朝名士最具有趣味的事是清談。此間的清談已不是邀集的聚會，而是隨時隨地可進行的活動。名士相見，清談是最佳的待客之道，交往方式。士林間的聲譽並非是官位高低，出身貴賤，而是清談才能的高低。清談，可較玄理的高下，即時的反應敏鈍口才的妙劣，不能多在政事功業騁才，清談中可各盡其能，而且一場清談中妙理雋語給人的審美感受，可滿足文化精英的心理享受。這種騁才使能，主要是滿足當時的心理享受，並無名垂青史的欲望，所以清談高手們，大多有盛名於世，卻無功業垂史；高談闊論於時，卻無著作留世。
講究修身養性。這些人的學識修養、性格修養和容貌修飾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中一些人吃藥養生，麵如傅粉，膚若玉脂。他們的談論充分顯示出對傳統典故、語言功夫的極高的水平。其典故的熟識與運用之才，語言的巧妙流暢、回應迅捷之能，後代人都難望其項背，所謂“信口雌黃”“口若懸河”等都是當時人的現場表現。至於高雅大度，不拘小節，風神瀟灑，更是他們的飄逸脫俗之所在。
模糊是非界限。清談名家的一大特點就是對許多是非問題，采取混同之策。他們對玄學的理論問題與社會現實的一些問題都“一視同仁”，泯滅其間的區別。這種做法當然可以視為老莊，尤其是莊子“齊物論”思想方法。但是在現實中，尤其是對出入官場的士人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清談名家，到後來基本上是以騁才為目的，義理是否精當，有無創新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隻要言語新穎，模棱兩可就是最佳，特別是“將無同”是人們常用的對付別人提出要求分辨異同問題的妙答。
第二類人是勤於事功的。其中一部分是司馬氏政權的核心，他們本是司馬政權建立的元勳及其後代如傅玄等人；另一部分是統治中心外部的人物，或者出身貧寒而才能出眾，不滿世族獨霸政權的，也有自恃才氣欲彪炳千古者，如張華、陸機、潘嶽、左思等人。這類人從表麵看是服膺儒術，積極入世，與社會普遍浮誇放誕相反，其實他們的人格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也扭曲了。其主要特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