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機（261-303）字士衡，是西晉名士中相當特殊的一位。他出身江東名門，自東漢至三國一直是世家大族，尤其是其祖、父兩代更是達到了人臣之極。但是東吳被晉武帝統一後，他就成了“亡國之餘”，不僅原有地位蕩然無存，相反成了西晉統治者要拉攏和防範的雙重身份的人。他名利觀念濃鬱，一心想建功立業，並不競談浮躁，被認為是勤於事功的務實之士，與當時名士的主流風度相異。他才氣超群，名滿天下，似乎給他的仕途帶來有利條件。但是強烈的功名觀念驅使他在西晉晚期的政治旋渦中激蕩，而特殊的身份和政治的短見注定了他投身失所，行為失當，最終導致兵敗被殺，宗族夷滅的悲慘結局。仔細辨析他的人生經曆，我們發現他的人格特征正是造就他個體生命曆程的決定因素。
其一，積極進取與功名失機。陸機的家族自東漢初年起至其父祖綿綿十幾代數百年一直是江左顯族，可謂根深葉茂。這種背景促使他“服膺儒術”，積極進取，光宗耀祖的意念揮之難去。他在太康二年，被赦歸家後與弟陸雲在華亭苦讀十年之久，終於名播遠近。這實際上也是他積極進取的表現，他原打算著子書而達不朽之目的，可以看出其“立言”的宏願。他通過描寫景物來表達自己的非凡誌向：“攄神景於八幽，合洪化乎煙煴。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勳。發憤靈石，擢性洪流，興曜曾泉，升跡融丘。盈八弦以餘憤，雖彌天其未泄。”（《白雲賦》）那變化萬千，充斥宇宙的白雲豈非陸機的理想人格？他應詔赴洛途中說：“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輯越江潭。”（《赴洛》二首）以整個世界沒有節操高潔之士為自己亡國之餘前往敵國謀求功業作解釋，並且一想到可能的光輝前景相當自豪：“羈旅遠遊宦，托身承華側。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肅。”同時做好了不回家的長遠打算：“惜無懷歸誌，辛苦誰為心！”（《赴洛》二首）顧榮等同鄉勸他急流勇退，但是他不願意，還告訴他：“與子隔蕭薔，蕭薔阻且深！”（《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表明自己與他們完全不是同道，隔閡很深，可見他堅持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即使在屢遭挫折後還是沒有忘記功名之念：“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長歌行》）他的《百年歌》十首更是把自己的理想人生設計得超乎尋常的完美，功成名就，彪炳千古。他的《招隱》詩雖然寫了隱居之處的風景可愛，但是畢竟是功名之人：“駕言尋飛遁，山路鬱盤桓……尋山求逸民，穹穀幽且遐。”顯示難以“尋找”的意思。
如果東吳沒有滅亡且不失明主，而西晉照樣演繹八王之亂等，陸機的功業或許可以達到。但是，他冠年東吳被滅，且兩位兄長戰亡，自己與弟陸雲同作俘虜。實際上他們已經失卻了建功立業的最重要的條件了。因為他們的基礎在東吳，進入洛陽就是毫無根基的人，況且作為敗亡之國的貴族，尤其讓人尷尬。若遇到不計前嫌的君主，可能還有希望，可惜司馬炎恰好是小心提防之君，他們不可能受到信任是無法改變的現實。司馬炎後來荒淫無恥，他們更不可能有所作為。司馬炎死後，賈後亂政、八王之亂，明智之士唯恐避之不及，而陸機還想匡時濟世，拯危救難，豈非癡人說夢？所以，陸機的悲劇首先緣於他積極進取，欲建不世之功，但是那個時代根本不是可以建功的時期，用前人的話說，就是“失機”之時，隻能韜光養晦，保身全性，不可躁進求功。因此，他在不可進之時激進，應該退的時候不退，隻能充當別人的政治工具，作無謂的犧牲。
其二，不平而盲鳴。像陸機這樣的人心情很難平靜，這是不難理解的。陸氏家族自東漢初年起，至陸機祖父陸遜以軍功曆任東吳右都督、大都督、丞相，父親陸抗拜奮威將軍、大司馬、領荊州牧。從父陸凱為左丞相，從父陸喜官至吏部尚書。而幾代人與孫吳兒女親家，關係頗為複雜，幾乎是禍福與共。這樣顯赫的世家本來極為鮮見，但是東吳被滅後，他們不僅原有的地位根基全失，而且自己成了階下之囚。這種極大的落差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的，因此沒有不平之氣反而不正常了。陸機服膺儒術，在西晉諸名士中算是勤於事功的，對士林普遍的浮躁清談之風不會首肯，而他們恰恰是社會名流，官場翹楚，他更不會心平如井。八王之亂前後，西晉朝廷活躍的不是諂媚之徒就是奸邪小人，他的不平之氣將更加難以遏製。
因此，陸機不平是必然的。但是問題在於，那是一個混亂黑暗的時代，注定正直之士不是遠遁，就是默然方可保全性命的時代。但是，陸機不平則鳴，而且作並不明智之鳴。他作有大量懷念祖德、歌頌先祖功業之作，如《吳大司馬陸公啣》《祖德賦》《述先賦》《吳丞相陸遜銘》《父啣》等等，有人以為他始終存在著“父祖情結”，並且“無形中提高了對於本人建立功名的期望值”。其實，對於一個有著光輝曆史的文人來說，基本上都會有誇耀祖先，甚至過度至於美化的行為。如果說這就算是“父祖情結”，那不是一朝一代所特有，更不是陸機一人所獨有。在陸機，經常回味祖上的輝煌，一則激勵自己奮進，也有發泄自己內心不平之意。雖然他與左思身世不同，遭際也有別，但是心態卻有相似之處，都是才高而難以施展。左思的《詠史詩》有“鬱鬱澗底鬆，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之二）陸機有雲：“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鬥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曆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豪士賦並序》）雖可能指有特定對象而言，但是他的這種看法決非偶然。與左思不同的是，左思對世家豪族造成不平的主因不滿，陸機對時勢造成不平而不滿。兩個人都對現實抱有不平之氣則同。更有與左思相當相似的詩句：“虎嘯深穀底，雞鳴高樹巔。”（《又赴洛道中二首》之一）他還在《日重光行》感歎：“日重光，但惆悵才誌。日重光，身歿之後無遺名。”這種感歎與前麵的庸夫建立功業相聯係，充分表現了他內心的不平。但是，在那時候，因身份的特殊和晉人的狹隘，被歧視是自然之事，不鳴或許還可以保持太平，鳴則無疑會增加危險，尤其是本來欲置他於死地的齊王，張溥說他“賦豪士而驕王喪魄”，並非誇張。他的《豪士賦》明顯譏刺齊王，若齊王真的知道這一切，陸機的死期大概不遠。
吳國作為被亡之國，洛陽舊人甚輕視之。陸機等初入洛就多次遭到譏刺。而陸機則因被譏而反之：“初，陸機兄弟誌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晉書·張華傳》）他之蔑視中原人士，與長期隱居家鄉苦讀不聞世事有關，也與學術風氣、操守行為等士行有關，應該說與被西晉人輕視也很有關係。陸機是很剛烈的，被人輕視是他難以忍受的，所以他常常為此與人有口舌之戰，在內心也升起蔑視中原人之氣。他作有《吳趨行》等詩，專門歌頌東吳之人傑地靈。如：“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從繁華的市麵到豐富的物產，尤其是悠久的曆史與光榮的傳統、傑出的人才：“屬城鹹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多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吳趨行》）實在說，到那時為止，名垂青史者應該中原人遠遠多於東吳的。這一點陸機不會不知，因此他的獨誇家鄉人才之盛，無非是氣之使然。他在洛下這樣鳴，以情勢論，大概是不怎麼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