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翰，字季鷹，具體生卒年不詳，《晉書》本傳言其卒年五十七，大體與西晉相終始。他出身吳地世家，張姓是蘇州著姓，其父張儼官東吳大鴻臚。他是由吳入晉的名士，又是由朝至野的典型，行為超凡脫俗，屬於清狂放達一派。張翰本甚有才能，《文士傳》記載：“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世說新語·識鑒》篇注引）史載張翰有集二卷，但已經散佚，目前僅存詩六首，殘賦兩篇，以及個別殘句。張翰還是個書法家，《法書要錄》《墨池編》《書小史》等古代書法典籍都有張翰善草書，“攀附張（芝）、索（靖）”的說法。張翰的心路曆程既有由官宦之家至棄官之隱，又有亡國之餘的複雜心理。其人格表現則主要傾向於道，可從四方麵來說。
“江東步兵”。張翰的傳記不長，但多有“縱任不拘”，“任心自適”（《晉書》本傳）之類的斷語，時人號為“江東步兵”，將他擬作以放蕩不羈著稱於世的阮籍，可想其狂放之狀。毀棄常禮，自是步兵風範。如摯友顧榮死，他前去吊，徑取琴奏曲，離開時又不按禮執主人手，完全是七賢之狀。《世說新語·任誕》言：“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子舍人。經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乃知。”這件事比較典型。此事雖然不複雜，但仔細想想大有違於世者數。聽到陌生人彈琴聲清可人，多聽則無怪，然而直接下船去人家船上聽，就不是一般人所常為。才見麵，一起談說投機就久談甚至共飲也可理解，但是直接呼對方為“卿”則是當時常人所無之事。一般十分親密的關係才可以，而張翰與賀循才相見幾分鍾！聽說賀將去洛陽，就表示自己也有事要北上，立即寄寓他船上共行。且不說張翰是否真的恰巧要去，還不熟悉就如此“貿然”同行，常人會嗎？最後自己要出遠門，竟然不與家人說一聲就跟著“陌生人”走了，簡直毫無“世人”意識、行為常識與習慣。言其狂，應該沒有問題。晚唐詩人韓偓《格卑》詩裏說：“東晉清狂數季鷹”，可見其名遠揚。他的這種不拘不滯，師心使氣之舉，完全無視人世間的常規常禮，一憑性情而行。
“山林間人”。他曾對好友顧榮說：“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世說新語·識鑒》注引《文士傳》）傳達出自己的心誌在於任縱自然，不以世務為懷。所謂“山林間人”就是隱遁之士，不在官場商場活動的人。顯然，張翰與那些“朝隱”之士還是不同的，連清談都舍棄了，自然俸祿也不要了。齊王執政時辟為大司馬東曹崑，卻在秋風中思家鄉，即唱《秋風歌》（又名《思吳江歌》）：“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裏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自此再無求仕之舉，唯以飲酒縱樂為事。他的隱誌不僅不務當世之事，而且不顧身後之名，遠出先儒的“三不朽”觀念，更為徹底：“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世說新語·識鑒》注引《文士傳》）有人以為這類舉止言語所反映的思想意識與阮籍大異，是純狂放，而不是有為有塊壘之放（戴逵）。其實兩者對世態的憂慮是一致的。他告顧榮：“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亦難。”（同上）所憂所慮不減步兵，隻是張翰更徹底地擺脫了官場羈絆。戴逵是東晉人，言阮籍等處於魏晉之際者的處境，不會很礙事，但是說西晉末年的人，就不那麼方便了。其實從當時形勢的複雜與險惡看，西晉後期不減正始。後人不察，以為戴逵之論乃可稱不刊，遂否定元康之故。
至性之人。張翰遺落世事，任心適意而為，但他對親情與友情是相當執著的。其至孝，《文士傳》曰：“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世說新語·識鑒》注引）其摯情，見與顧榮交。他被齊王辟為東曹掾，感覺世態危機，就對顧榮說：“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世說新語·識鑒》注引《文士傳》）嗣後，顧榮也整天狂飲爛醉，得以脫身回到故鄉。顧榮卒，他前去吊唁，“不勝其慟，遂徑上床，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複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世說新語·傷逝》）對摯友可謂生前盡朋友之誼，卒後盡朋友之情。不顧常禮，哀慟過禮，尤其是為死者奏其生前喜歡的曲子，似與死者心神交融。對真情的執著與熾熱，使人難以相信竟出自不計得失，不顧榮辱，身前身後什麼都不縈心的名士！或許正是這片純真的情感世界才是名士棲居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