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313-366）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今河南開封市）人，或曰河東林慮（今河南省林縣）人，是東晉高僧，般若學五家七宗之一的即色宗代表人物。支遁的家世史籍闕載，我們隻知道他本世家子弟，適逢亂世，先遊於山林，“隱居餘杭山，深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高僧傳》本傳）二十五歲出家。先在吳（今江蘇省蘇州市）白馬寺修道，因注《莊子》，作《逍遙遊論》，彌聲士林，在清談場上騁舌。後在吳立支山寺，作八關齋，並采藥遊樂山水。又欲移入剡，因謝安招，又與王羲之交遊，留住靈嘉寺，不久投跡剡山（今浙江嵊縣）立沃洲小嶺寺行道，跟隨學道者常百餘人。晚年移駐石城山（今浙江省紹興東北），立棲光寺，遊心禪苑。晉哀帝即位，慕其德音，頻招入京，止於東安寺。淹留京師將近三載，上書哀帝告辭歸山，終於餘姚山塢中，並葬於此，名士郗超為之作序傳，史學家袁宏為之作銘讚，周曇寶為之作誺文，深受士林欽敬。
支道林是一個具有高僧與名士雙重身份的人，在僧俗兩界都有很大影響。他貫通儒、道、釋各家，尤其是闡釋佛理，明顯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因此為聽眾所喜聞，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人物。他雖然外貌很不雅觀，但是才氣縱橫，論辯迅疾，辭采華茂，為士林與僧人共戴。他在東晉名士中交遊廣泛，與眾名士重臣王洽、王濛、劉惔、殷浩、許詢、孫綽、郗超、王敬仁、何次道、謝安、王羲之、袁宏等過從甚密，特別是他在京城瓦官寺等處講《維摩詰經》等大乘佛經，宣傳居士思想，聽眾中就有許多名士達官權要，而支道林與許詢一為法師，一為都講的精彩演說，令人喜悅驚絕，因此對佛教在士林的傳播貢獻甚大。他是一個很有獨特個性的人物，可以說是高僧中名士的傑出代表，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五個方麵：
第一，遊於三教。支道林對儒、道、釋三家均有很高的造詣，而且努力溝通融合，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進程，也給傳統的玄學注入了新的生機。道林於儒，曆代鮮有人言。其實，他的儒學根基不淺。我們可以在他的文章詩歌中，隨處看到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文字典故。如他的《上哀帝書》：“洋洋大晉，為元亨之宇。”“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前者的“元亨”來自《周易》，後者是孔子的原話，出自《論語》。他甚至在言談中脫口而出的也是儒家經典中的文句：“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世說新語·文學》）其言自然是孔子成語。如此爛熟，可見其對儒家典籍的修為，加之以特別出眾的領悟能力，其於儒學可謂登堂入室者矣。我們在他的《釋迦文佛像讚》中，可以看到他以儒家的仁義道德來歌頌佛祖，簡直就是以儒釋佛。他還深於儒家的人倫之理。“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隕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餘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這種篤於同學之深情，儒門中遺教也。
他在玄學修養上也是名士翹楚。以清談才能而言，他與當時最負盛名的殷浩互有短長，不相上下。殷浩長於《才性》之學，而支遁諳於《莊子》之學。謝安認為支遁之玄學超過嵇康：“郗嘉賓（郗超）問謝太傅：‘林公談何如嵇公？’謝雲：‘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又問：‘殷（殷浩）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殷欲製支。’”（《世說新語·品藻》）這樣的評價應該是有道理的，將支遁的玄談才能與殷浩並列，已經屬於東晉最高水平，自是無疑。孫綽《道賢論》將七位道人擬配“竹林七賢”，其中就是把道林與向秀相配，可見其玄學水平超出嵇康不是謝安一人的看法。自“竹林七賢”開始，玄學從重《老》轉向重《莊》，但是《莊子》之學，經向秀、郭象注釋後，鮮見新的發展。“《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世說新語·文學》）玄學在東晉之初，延續西晉的老調重彈，徒騁口舌之才。至支道林出來，以儒、道、釋兼通之才闡釋《莊子》，注《莊子》，作《逍遙遊論》，超越向、郭之學，才使玄學獲得生機，一時成為士林清談的宗主。名士王濛感歎道林：“尋微之功，不減輔嗣（王弼）。”（《世說新語·賞譽》；《高僧傳》亦記錄此語，“尋微”作“造微”，意同）
支道林在佛學方麵，著述甚豐。他辨析分判三乘之異同，不僅宣講，也作有《辯三乘論》。（《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大唐內典錄》卷三均有著錄，已佚）他對當時人們疑惑的問題也有辨疑析難之功。俗稱《大品》的《放光般若經》與名稱《小品》的《道行般若經》之間的關係，時人以為既然詳略不同，那麼應該是佛涅槃後從“大品”鈔出“小品”。支道林作《大小品對比要鈔》進行比較，然後又作《大小品對比要鈔序》闡述兩者關係，使迷惑眾人的疑難釋然。作《妙觀章》（現在殘存的《即色遊玄論》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闡述“色空”之理，解說般若性空：“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複異空。”表明物質世界（“色”）沒有自性，故本質上是空的；但是畢竟為色，因此與“空”並不完全相同。他還注《安般守意經》《四禪》等佛教經典，作《道行旨歸》《聖不辯知論》，屬於三藏中的“論”，係統闡述自己的佛學主張，以時間先後言，也是我國僧人自造佛論之先驅。與漢末魏初的《理惑論》比較，自然晚了許多，但是《理惑論》畢竟隻是談釋家與儒、道的異同，並不是專門的佛學“論”著。與僧肇的《肇論》比較，精深自然難敵，然而時間明顯早於《肇論》。
支道林在我國思想史上的絕大貢獻在於融通三教，雖然還不是非常精密深微，但是開拓之功是不可磨滅的。他溝通儒與釋。東晉名士孫綽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周、孔救時弊，佛教明其本耳。”（《喻道論》）其人就是長期追隨支遁的信徒，他與許詢都自稱是道林的徒弟。道林在《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中說：“邦亂則振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其意雖為佛教而發，其形跡顯與儒家的有道則顯，無道則隱之理味同。《釋迦文佛像讚》雲：“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導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犍，屬八德以語極，罩《墳》《索》以興典，掇道行之三無，絡聃、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升於暘穀，民望景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在他的陳述中，簡直儒、道、釋三家一體，沒有根本的區別。至於其《即色遊玄論》與《逍遙遊論》等都是佛教與道家思想融通的妙文，不必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