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昱（320-372）字道萬，是晉元帝中宗司馬睿之少子，太和六年即位，即晉簡文帝。初（322）封琅琊王，徙封會稽王。鹹和九年（334）遷右將軍，加侍中。鹹康六年（340）進撫軍將軍，領秘書監。永和元年（345）封為撫軍大將軍，二年（346）因穆帝年幼，詔總理朝政。太和元年（366）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時稱“相王”。廢帝海西公為桓溫所廢，奉立昱為帝（371），二年因病崩，終年五十三。
司馬昱生於帝室之家，早慧，與名士過從甚密，善於清談，長於品評，風神玄遠，是皇室中最典型的名士皇帝。他文才突出，雖然文集僅五卷（已佚），但是文雅閑靜，深為士林欽敬，《文心雕龍·時序》曰：“簡文帝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他還是個虔誠事佛之人，經常在宮廷講論佛法，請和尚、尼姑出入宮闈。他在玄學盛行時期成長，在桓氏左右朝政之際攝政，實在也是勉為其難，幸有謝安等人輔佐，加之名士風度為時所稱，故能鎮住飄搖的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司馬昱做皇帝之前就是譽滿士林的清談名士，他之被繼其從孫廢帝海西公司馬奕，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在名士中的影響與聲譽。他作為名士皇帝，人格特征自然有別於一般的皇帝，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現：
第一，玄遠淡雅。曆代皇帝中儒雅者不少，附庸風雅者更多，但是天子的地位與職責使得他們與文士的儒雅懸隔。在朝臣麵前，他必須威嚴整肅；在大量的奏折麵前，他又不得不打起精神日理萬機；在天災人禍發生時，他隻能至少裝得心係子民，賑災救人；在內憂外患中，他又寢食難安，時刻係念社稷甚至自己的寶座與生命。總之，不管是好皇帝還是庸天子、殘暴之君，很少有飄逸玄遠的。司馬昱就是曆史上極其鮮見的這樣的皇帝。司馬昱的風度嫻雅柔順，光彩斐然：“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司馬昱）來，軒軒如朝霞舉。”（《世說新語·容止》）這樣說不知有無誇張，但是司馬昱的光彩照人自是不必多加解釋。這樣的風度正是名士所標榜且不遺餘力地追求的。他是清談高手，玄言能將。
他淡乎世事，漠然處事。“晉簡文為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複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世說新語·德行》）在此可見其異於常人，淡乎世事者四：聽憑所處之處塵土覆蓋，不願以人事改變自然之狀；老鼠為人類大害，古今一也，所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乃流傳甚久的俗語，但是見老鼠行跡，不打也罷了，反而以為佳事，對除鼠害者顯露不愉快的神色，實在稀奇；不喜歡人們互相攻擊殘害，而這恰恰是社會常見，官場必不可少的現象，也是許多政治家喜歡甚至有意要創造的局麵；對不滿、很不喜歡之事，隻是臉露意色，委婉疑問（無乃不可乎）而已，並無幹涉之意。
他確實具有非常淡遠的境界。當世名士許詢以嵇康《琴賦》中語品評其曰：“‘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世說新語·賞譽》）“淵靜而閑止”即道出了司馬昱神韻。其出世之境，出於莊而勝於莊：“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世說新語·言語》）莊子的濠上之想與濮水之致，那是臨濠、濮而有，司馬昱更高出他的師傅一籌，竟然在皇家園林裏也能具有這種遠離塵囂的韻致，而且還有他的精妙理論：“會心處不必在遠”！這種韻致隻有陶淵明的“心遠”才能仿佛。他具備了這樣的高情遠誌，難怪萬事難縈其心，百亂無動其境，處危而不知其危，麵暴而不明其暴。
司馬昱的雅致也是很驚人的。桓溫是當時左右朝政的軍閥，覬覦之心相當明顯，實為朝廷大患。司馬昱此時為撫軍將軍，輔佐幼主，總理朝政，他們之間的關係可謂微妙而險象環生，但是他竟然能處危不亂，若無其事，仍然保持著非常淡雅的姿態：“簡文作撫軍時，嚐與桓宣武（桓溫）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以朝廷所命以及皇室之尊，自然應該是司馬昱在前，但是他卻能謙讓至於在後，可能有畏懼之心，但是以淡然而不為人察的姿態現之，可見其“修養功夫”之深。桓溫也附庸風雅地以古老的“賦詩言誌”傳統，用《詩經》的成句，表示對他的“尊敬”：“伯也執殳，為王前驅。”簡文帝也不甘示弱，還以同樣的《詩經》成句來表示對桓的尊重：“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邁。’”（《世說新語·言語》）在這次“較量”中，桓溫本是底氣十足，在朝廷也是跋扈慣了，因此假裝“尊敬”也好，盛氣淩人也罷，都是遊刃有餘，隨意處之。可是司馬昱卻不同了，麵對的是有可能顛覆東晉朝廷，搶奪社稷的強敵，自己又在總理朝政，實力上略遜一籌。但是他沒有王坦之麵見桓溫時的恐懼與行為失次等言語舉措，相反舉止大方，言語儒雅，應對從容，實在也是非常難得！
第二，品評精警。人物品評仍然是清談的重要內容之一。當然，品評也與以往不完全相同。品評的範圍更廣。大凡人的相貌、才學、清談能力、品行甚至南北學術風格等都在品評之列。與西晉比較，對人物外貌的品評不那麼突出了，最重要的是才情與品行。清談方式依然是手持麈尾，以口才為上。但是稍有變化的是，似乎麈尾沒有以前那麼非有不可了，也可能是偏安江左的客觀條件所限吧；在馳騁口才的同時，也有先用筆各自寫好，然後比較優劣的，這樣同時清談的不限於主客兩人了。司馬昱非常熟悉社會上各位名士的清談特點，並予以準確的評價。《世說新語·文學》記錄有一次支道林與殷浩在簡文帝處清談的情景：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殷浩）崤、函之固，君其慎焉！”他深知殷浩的玄談長於才性方麵的內容，因此提醒道林小心。“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支道林與殷浩的清談詳情，不得而知，但是大體過程與最終結果是非常清楚的。司馬昱的提醒與預測完全正確，在清談場上馳騁不敗的支遁，在與殷浩交言才性問題時敗下陣來了。對清談人物的熟悉程度令人驚訝，而其評價也是合乎實際。他評價以前的著名玄學家說：“何平叔（何晏）巧累於理，嵇叔夜（嵇康）俊傷其道。”（《世說新語·品藻》）劉孝標注曰：“理本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俊則違其宗。”結合劉孝標的注，我們應該對司馬昱的品評之語，道一聲“精辟”！何晏可能過於講究辭采等技巧，因此反而妨礙了玄理的通曉明白；嵇康“師心以遣論”（劉勰語），俊彥氣盛，很富有感染力，但是於理不免有所損害，至少言激切則難免偏，語激烈而不免尖，跟心平氣和的道理顯然相去不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