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勘整定本。劉向充分利用皇家搜集到的豐富藏書，也利用許多私人藏書，去重複，補缺遺，使最後的定本具有完整可靠的版本基礎。如劉向在《管子書錄》中說，他從內宮藏書得到《管子》書389篇（古書多以單篇的形式流傳）；又找到兩個私人藏本，其中太中大夫卜圭本27篇，臣富參（失其姓）本41篇；太史官府藏本96篇。在總共564篇的基礎上，除掉重複484篇，最後《管子》定著86篇。
選定了篇目之後，還要排定篇次（目錄）。先秦古籍多以單篇流傳，極易散亡錯亂。整理者需要認真條分縷析，對錯亂的如《戰國策》要“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對“事類眾多，章句相混，上下繆亂”的《說苑》，則“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最後要像《列子書錄》那樣寫明：“《列子》八卷。天端第一、黃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湯問第五、力命第六、楊朱第七、說符第八。”
古籍整理的中心環節是校定每篇的文句錯訛，劉向把這步最細致的工作叫做“校讎”。他說“校讎：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當一種書隻有一個版本時，由一人讀其上下，改正錯誤，稱為校。當一種書有兩種以上的本子時，先選一種最好的作為底本（簡稱本）。一人持本，另外一人讀其他的本子（底本以外的複本都叫書），讀完一書再讀一書，持本的人把聽到的不同之處都一一記在底本上。這樣兩個人認真嚴肅，不肯放過一字一句，若怨家相對，所以稱為讎。經過校讎，就能把各種版本（全本、殘本、單篇、中書、外書等）的好處都集中在新本上。
二是繕寫清本。校書的底本是在青竹簡上起草的。青竹簡雖然粗糙但容易削誤，改寫文字比較方便，然而卻容易生蟲敗朽，不宜長久保存。一旦校讎定本之後，就需要用加工過的竹簡來繕寫成清本。竹簡加工的方法，劉向《別錄》說：“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幹之。”竹簡加工之後，還要用質量較高的絲繩連編起來，使之可長久保存而不脫編亂簡。今天人們常用“殺青”一詞，泛指書籍定稿，其正來自用竹簡書寫的年代。劉向在為每種書所寫的敘錄總是先說“某某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後人注曰：“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複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
在繕寫清本前還有一件事必須要做的，是命定書名。先秦古書或無書名，或一書多名，整理典籍者要酌量確定。如劉向關於《戰國策》一名說：“所校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
三是編撰敘錄。劉向校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這裏的“錄”，就是為每本已校勘繕寫完畢的書編寫敘錄，介紹其內容，做出基本評價，類似於今天的題解、提要、評述或出版說明。
劉向編寫的敘錄內容大體上包括三個方麵。第一是新定本的篇目目錄。第二是記述校訂過程，如版本的來源、篇數、文字差繆脫誤等情況。第三是介紹作者事跡和著書背景，評判真偽，撮述全書內容，並進行簡單評價。
劉向吸取前人校書寫序的經驗，創造了目錄學上評價圖書的敘錄體，又為後來人所繼承。從劉向的《別錄》到清朝乾隆年間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都顯示中國古代在書目提要上所能達到的較高水平，劉向對中國目錄學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四是建成係統目錄。劉向整理文獻的最後一步，也是體現了他對中國學術文化最大功績的工作，是建成中國圖書的係統目錄。有了係統目錄，堆積如山的成千上萬本書籍才各自有了歸屬，係列分明，全局統紀。
從開始校書時期，劉向已經有了設想，將圖書分成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個大類。經過19年的艱苦努力，到他死的時候，六大類所包括的主要圖書都整理成清本，每一種書都編撰了敘錄，每一個大類之下應分的小類、小類再分出的學術流別都已梳理完畢。但是係統目錄《七略》的最後文字形成，又經過了兩年時間，由劉向的兒子劉歆在漢哀帝時完成。
南朝梁時人阮孝緒在《七略序》中說：“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旨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