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在文化事業上有一個重大成就，就是對古代典籍的整理校訂。漢武帝時，曾通令天下，征集圖書，不但開辟獻書的途徑，而且安排抄書的官吏。漢成帝時，又派謁者陳農為使者，征集天下佚失流散的各類書籍。通過曆代不斷征集，長安宮中書籍越來越多，無所不有。但是，這些書籍雜亂無章，沒有分類，缺乏目錄索引，缺漏訛誤較多。於是，從成帝起，由光祿大夫劉向全麵負責編排整理宮中藏書。
（一）劉向其人
劉向原名劉庚生，是漢元、成二帝時期一位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春秋》穀梁學派的大師，與《春秋》公羊派的大師董仲舒並列於儒家論壇。他不僅以鮮明的反對外戚宦官專權的姿態活躍在政壇上，而且，在他的後半生，領導了當時國家的文獻古籍整理工作，產生了由國家認定的第一部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書目提要《別錄》，為我國傳統的文獻學、校讎學、版本學和目錄學奠定了基礎。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每一部西漢以前的文化典籍，都和劉向整理的工作密不可分。劉向的《別錄》後來被其兒子劉歆簡編為《七略》。範文瀾曾評價說：“西漢有《史記》、《別錄》兩大著作，在史學史上是輝煌的成就。”
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詔令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廣泛搜求散失在民間的古籍，集中於皇宮藏書之室；同時令光祿大夫劉向總負責，整理皇家藏書。
這項工作是史無前例的。《漢書·藝文誌》曾追溯說：“昔仲尼（孔子）沒而微言（精微要妙之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與原意違背抵觸）。故《春秋》分為五（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詩》分為四（毛氏、齊詩、魯詩、韓詩），《易》有數家之傳。戰國縱橫、真偽紛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燒）滅文章，以愚黔首（民人）。”
秦始皇帝焚書坑儒，使得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遭受一次重大損失。西漢王朝建立後，改行寬容政策，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使秦朝焚書時散失的圖書得到重新聚集與收藏。這時，“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製朝儀”，新製度建立的前提就是古文獻的初步搜集整理，但側重於實用性很強的書籍。
漢武帝即位之後，政治上強化中央集權，急需一個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教育和學術思想體係，於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和“定儒學於一尊”。儒家“好古”，其理論淵源皆來自先秦典籍。麵對這時“書缺簡脫，禮崩樂壞”的文獻混亂狀況，漢武帝喟然而歎曰：“朕甚憫焉！”於是又一次利用國家行政的力量，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所抄寫所收藏的雖說以儒家經書為主，但範圍還是比較寬泛的，以至於“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形成“書積如丘山”的盛況。
但是，國家藏書數量雖多，卻由內、外朝分散保管，而且終武帝之世，僅僅配合戰爭的需要，由楊仆把兵書整理出來，編成一部《兵錄》，而沒有對全部藏書進行整理和編目。這遠遠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文化教育事業的要求。
昭、宣、元、成時期，儒學的影響繼續在整個社會擴散。以太學生的數量為例，漢武帝初建太學，“置弟子五十人”；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太學生）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複（免除徭役，即成為太學生）；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成帝時“增弟子員三千人”。同時，漢元帝還在郡、國設置“五經百石卒史”，在地方上建立官學，使文化教育事業普及到窮鄉僻壤和社會下層。
（二）如何編書
這樣的背景，就推動漢王朝盡快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皇家圖書館，並在廣泛搜求民間藏書、係統甄別整理的基礎上，編出一套統一的目錄。
這項工作是由當時的著名專家和他們的助手分工合作完成的。全部書籍按學科內容分為六類，其中三類即經傳、諸子、詩賦由劉向負責整理，兵書類由步兵校尉任宏負責，數術（占卜）類由太史令尹鹹負責，方技（醫藥養生）類由禦醫李柱國負責，最後總其成的是劉向。經考證，參加文獻整理工作的有劉歆、杜參、班斿、王龔、臣望等。
據王重民先生在《論〈七略〉在我國目錄學史上的成就和影響》一文中研究認為，劉向校勘整理典籍一般要經過四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