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劉奭（前74年一前33年）是漢宣帝劉詢的長子，公元前74年出生，前67年被立為皇太子，前49年宣帝逝世，太子劉奭即皇帝位，前33年駕崩。諡號為元帝，廟號高宗。
漢元帝即位後，次年改元初元。從此進入西漢後期，漢家王朝由此走向衰落。
漢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竟寧元年（前33年）在位。據《漢書》記載，元帝多才藝，尤其擅長史書，喜愛鼓琴瑟，吹洞簫，被稱為“詩書皇帝”。
（一）元帝如何即位
劉奭的幼年屢遭磨難。這還要從他的外祖父許廣漢說起。許廣漢昌邑（今山西朔縣）人，年輕時在昌邑王的王府裏當一個中級官員。他的正式職銜是王府的“郎”。有一次漢武帝劉徹從長安到甘泉宮（今陝西淳化縣）。許廣漢是隨行駕車的小官之一，不幸的是由於他過度緊張，手忙腳亂中錯拿了別人的馬鞍，放到自己的馬背上。於是，他犯了“從駕而盜”的滔天大罪，這在當時是一定要判死刑的。武帝不知什麼原因，大發善心，特別免他一死，要他接受腐刑（即宮刑）。
許廣漢成了宦官之後，被任命擔任掖廷丞，總理皇宮裏的細小事務。後來，又因犯錯，被判處充當苦工。之後很久，又逐漸升遷成了特別監獄的管理員。就在這個時候，落難的劉詢已由外祖母家搬到皇宮裏來讀書，一老一少兩人住在一起，時間長久，便結下深厚的友誼。後來，許廣漢便將自己的女兒許平君許配給貧賤的劉詢。漢昭帝元鳳五年（前76年），許廣漢的女兒生下了劉奭。
兩年之後，即公元前74年，劉詢登上了皇位，於是便封貧賤之妻許平君為皇後。當時的權臣霍光之妻為了讓自己的女兒當上皇後，下毒害死了許皇後，許皇後死後被追諡為“恭哀皇後”。這樣，年僅4歲的劉奭在失去母親之後，由新立的霍皇後代為撫養。但是，事情並沒有結束，霍皇後為了使自己的兒子能成為太子，將來繼承皇位，三番五次想害死劉奭。
公元前68年，當時年僅8歲的劉奭被選為皇太子。第二年，霍皇後被廢。皇上劉詢可憐太子年幼喪母，又幾次差點被霍皇後害死，所以在選立新皇後的時候比較謹慎。幾經考慮之後，立王婕妤為皇後，選中她的原因是她行事比較低調，也沒有兒子，不會加害劉奭，由此可見，劉奭的童年時代是非常不幸的。
漢宣帝劉詢對太子劉奭的文化教育比較關心，封當時的大儒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周堪為太子少傅，教太子讀儒家經典，學習古代禮儀。這些儒家思想對年幼的劉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再加上他的經曆比較坎坷，所以對儒學特別感興趣，由此便形成了太子對父皇當時“霸王道雜之”統治思想產生了不同的看法。
劉奭年長之後，柔弱仁慈，喜好儒學。他看到宣帝重用的人多數是法家門徒，用嚴刑來治理天下，使當時的楊惲、蓋寬饒等人僅僅是因為譏諷的言辭就被誅殺，心裏很不滿意。他常給父親建議：“陛下用刑已經有些過度，應該多用些儒生來治理國家。”漢宣帝馬上變臉教訓他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怎麼能單純依靠德教，采用周代的通知方法呢？況且那些庸俗的儒者不了解時政，喜好頌揚古代而詆毀今天的政策，怎麼能依靠他們來治理國家呢？”接下來便歎息道：“亂我家者，太子也！”從此便冷落了太子，而對淮陽王較為親近。這使得太子的地位不是很穩固，日子更加難過。
劉欽於公元前63年被封為淮陽王，他的母親張婕妤，得到漢宣帝的寵愛。霍皇後被廢之後，漢宣帝原本打算立張婕妤為皇後，但是又擔心張家勢力過於龐大，從而密謀加害太子，由此才改立王婕妤為皇後，但是張婕妤並沒有因此失去宣帝的寵愛，反而更加得勢。淮陽王成年後，喜愛經書和法律，聰明慧達，宣帝非常喜歡他。而太子過於寬厚仁慈，喜歡儒家學術，皇上經常讚歎淮陽王說：“這才是我的兒子啊！”並時常有改立太子的想法。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是一批老臣的觀點和漢宣帝對許廣漢父女的感恩之情保住了劉奭的太子地位。多數大臣依據傳統禮製，紛紛上奏漢宣帝不要廢掉太子，以穩固皇權。同時，宣帝也常常會想起自己在貧困時，許廣漢父女對自己的恩情，又可憐太子年少喪母的不幸遭遇，最終沒有廢掉劉奭再立他人。
公元前49年，漢宣帝病重，安排後事，封外戚樂陵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都接受遺照輔佐政務，處理尚書事務。12月，漢宣帝病死，劉奭即位，是為漢元帝。
（二）大行善舉
早在漢宣帝去世前，已經給接班人元帝安排好了輔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史高。漢宣帝從小失去父母，被送往祖母史良娣的娘家護養。史高就是史良娣哥哥史恭的長子，宣帝即位後任命他為侍中，出入宮廷，很得信任。第二位是太子太傅蕭望之。他在當代儒士中，較有政治才幹，是漢宣帝一心一意加以培養的人才。第三位是太子少傅周堪，他與未來的皇帝也有師徒之情，關係密切。
漢宣帝命他們三人搭建一個權力班子，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以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以周堪為光祿大夫。
宣帝精於治道。劉向《別錄》說：“（宣）帝不喜儒，好觀《申子·君臣篇》。”眾所周知，戰國法家申不害寫的《申子》一書，以重“術”而知名。所謂“術”是指國君不露聲色操縱臣下的手段，是一種不準在社會上流傳而由皇帝私下研習揣摩的“地下學問”。這種“術”，也體現在漢宣帝對後事的安排上。
借用外戚是西漢政治長期形成的傳統，漢宣帝也不例外。他從小依倚許、史外家，恩親之情非別人能比。史家祖籍關東魯地，後遷往關中，家勢微賤，沒有圖謀不軌的社會基礎，對未來皇帝的忠誠可以讓人放心。因此，宣帝讓史高擔任大司馬大將軍，握有中朝決策大權，地位最重要。
在這裏，有必要說一下中朝和外朝的緣起和區分。
漢武帝之前，皇帝一人之下，丞相統帥百官，總管政務，本沒有中、外朝之分。漢武帝時開始在以丞相為首的“三公九卿”朝臣係統之外，另外在皇宮之中又設立了一套機構，由侍中、左右曹、太中大夫、光祿大夫、尚書及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等天子賓客或心腹重臣組成。這些人或許品秩、聲望都不高，但由於能出入宮禁，為天子親近執事，實際組成了一個對皇帝決策有很大影響的權力機構，這就是“中朝”。
漢武帝另組中朝，表麵理由是，由於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朝廷多事，皇帝要吸納一些親近侍從參與謀政。但根本原因，還是皇權與相權之間矛盾演進的必然結果。專製君主要把一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要設法削弱丞相的權力，必須依靠一個在身邊容易控製，而又惟命是從親近自己的人馬班子。
中朝產生後，逐漸成為淩駕於外朝之上的中樞決策機構，而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則退化為簡單的政令執行機構。
霍光受漢武帝遺命，以大司馬大將軍身份輔政，能夠出入禁中，領尚書事，已經是威風八麵的中朝首腦，實際權力遠遠在丞相之上。他之所以大權在握，關鍵是“領尚書事”，尚書設於皇宮中，是“典職樞機，凡諸曹文書眾事皆由之”的中朝機構，皇帝經常委政於他。任何一個受漢遺命輔政的大臣，必須“領尚書事”，成為他的首腦，才能有實際權力。
由此形成慣例，皇帝通過中朝控製外朝，大司馬大將軍是中朝首腦，這一職務又為親近外戚所獨占，從而使外戚成為皇權理所當然的代表。在皇帝年幼、無能或昏聵不理政事的情況下，便會出現外戚掌權的局麵。於是在西漢後期，外戚專製成為君主專製的一種變態形式。至於外戚能被賦予多大權勢，往往取決於個別皇帝的意誌和能力。
漢宣帝在給予外戚史高以首席輔政大臣地位的同時，也清楚地認識到了外戚政治惡性發展將會失去控製的危險性。因此，它采用權力製衡的辦法，知道應該在輔政班子中有外戚異己力量的存在。
外戚多起於寒微，原與官僚士大夫之間少有瓜葛。皇帝委任他們要職，很容易使之與外朝大臣形成矛盾對立之勢。外戚與外朝官僚之間的矛盾，一方麵可以使皇帝利用外戚監視、控製外朝；一方麵當外戚過於專權時，又可以利用官僚除去外戚。當年漢宣帝剪除外戚就是這樣做的。如今，漢宣帝為接班人劉奭搭建的輔政班子，之所以包容了蕭望之和周堪二人，打的就是“權力製衡”的算盤。
蕭望之和周堪二人任太子師傅長達八年，師徒之間私情之密無人能比。雖然儒生好“是古非今”，饒舌譏諷令人不安和厭煩，但這些人以修身為本，口不離忠孝仁義，而且多數人“剛直高節，誌在奉公”，對未來皇帝的個人忠誠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再加上蕭望之在中央和地方曆練多年，被漢宣帝欣賞和重用，證明他是有一定的行政才幹的，所以在眾多大臣中獨獨選取太子師傅為輔政大臣，漢宣帝自有隱情和考慮。
漢宣帝平生並不喜歡儒生，但在考慮太子輔政班子時卻偏偏選用兩位儒生擔任顧命大臣，這也說明，在當時情況下，政治勢力也不得不和代表文化大傳統的儒學取得妥協。儒生隊伍的膨脹，慢慢就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勢力，任何君主也不能視若罔聞。要籠絡和利用他們，就要給其代表人物以破格的優遇，誘以“官、祿、德”。如蕭望之“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匡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這些儒生一旦入仕，很快成為帝之近侍，不但影響大，而且極易取得高官。正如夏侯勝所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地拾芥耳”。
這時，漢宣帝為兒子設計的輔政大臣中有蕭望之和周堪二人，已經是一種政治轉型的信號。後來，漢元帝全麵推行儒生政治，以“四科”舉士，自有其必然的社會原因。
漢元帝即位初年，恩澤普降，對諸侯王、公主、列侯賞賜黃金，對現任官吏賞賜金錢布帛，還大赦天下。同時，體現天子關懷細民的善政也接踵而至。元帝下詔，把關中皇莊和關東郡、國的公田擠出一部分來，賑濟無田或少田的農民；家產不足千錢的特困戶，由官家借給他們種子、口糧，以度春荒。元帝還派出12名欽差大臣巡視天下，慰問孤老困窮、生活無著之民。對前一年遭災嚴重的民戶免除租賦，並把皇家閑置的湖泊園林租借給貧民墾殖。
早在當太子時，劉奭就聽說過琅邪的王吉和貢禹兩人“明經潔行”，學問和道德操守都很好。因此，元帝一即位，就派使節去征召他們入宮。結果王吉病死在途中，隻來了一位貢禹。貢禹被拜為諫大夫，新皇帝多次向他虛心問政。他以古論今，批評的中心就是君主本人的生活。他說：“古代的君主都很節儉，除征收1/10的賦稅外，百姓再沒有其他負擔，所以生活可以自給自足。高祖、孝文、孝景時宮女不過十餘人，輿馬不過百餘匹。但到了後世，人君競相奢侈，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以致上行下效，造成整個社會的奢糜之俗。”
他還說：“我以為君主應該仿效古代，自我節製。宮殿早已建成，自無可奈何；單說可以減損的：一是為皇家織造衣冠紋繡的齊地‘三服官’，每官有數千人做工，一年花費數億萬錢。二是皇家廄苑有馬上萬匹，消耗許多糧食。三是從武帝起，後宮美女多達數千人。皇帝去世，不但陵墓內埋藏金銀珍寶多達190種，宮女也被大批送去看守陵園。這又使天下仿效，諸侯妻妾多達數百人，富豪官民畜養歌伎也有數十人。一邊是內有怨女，一邊是外有曠夫。厚葬之習遍及天下，人們傾其所有，葬埋地下。這種弊端的根由，在於天子及手下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