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京房及其考功課吏法
漢元帝時，重用經學之士，注重人才的德行道藝和學術水平，使大批儒生湧入政界，京房就是這樣背景下，加上長於占卦，得到元帝的賞識，進而受到重用。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朝開國之初，中央和地方機構中的主要官吏，大部分由劉邦的部下充任，地方小官吏有相當一部分由秦的舊官吏繼任。從製度上講，主要官吏的選任，仍然是以軍功而定，實行的是軍功爵製。
秦漢時期，官吏的選拔、任用和考核，都有一整套製度，比如任用方式就有多種：實授曰“直除”，試用曰“試守”，攝事稱“假”，兼領曰“領”或“視”，以本官兼其他官職又稱“兼”，兼領或參決總領尚書事又稱“平”與“錄”，暫由他官代某官曰“行”，臨時派員督監曰“督”，等待皇帝詔命任用就叫“待詔”，本職以外的虛銜為“加官”，不治事的官員曰“散官”，等等。任用官吏還有比較嚴格的法規，如回避製度，地方長官不用本地人，甚至頒布“三互法”，規定“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有時候不準外戚“備位九卿”，不準宦官子弟“為牧人職”等等。
1、元帝重用京房
漢元帝之所以改變統治方略和用人政策，與他本人深厚的經學修養有關。元帝從小生長在宮中，有碩學鴻儒為師。他的太傅和少傅中就有多位經學家，如疏廣，是著名的《春秋》學者；夏侯勝是著名的《尚書》學者，創《尚書》大夏侯學；蕭望之治《齊詩》，又曾師於夏侯勝，為當時名儒。元帝不僅在當太子時就受到了這些儒學大師的教導，得以係統學習儒家經學，而且在其即位以後，還繼續學習經學。正因為元帝熱衷於學習經學，具有深厚的經學功底。因此，麵對當時嚴峻的社會矛盾，元帝主張改變“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而“純任德教”，大力提拔和任用經學之士。
元帝重用經學之士，注重人才的德行道藝和學術水平，使大批儒生湧入政界，既有利於以柔治國政治方略的實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更加有利於封建經濟和文化教育的發展。由於利祿的誘惑，傳授、研習儒家經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盛起來。因此，班固在《漢書·儒林傳》中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元帝當政時期，由於經學的昌盛，人們的言談、議論，莫不引經據典，形成風氣。故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一書中說：“元、成以後，……皇帝詔書，群臣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為據依。”這就形成了全國上下一片學經之風，以致於“蓋其時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藝者也”。
這種以儒家經學為指導思想的用人政策得到了全麵推行，這是我國文官製度確立的標誌。崔波先生在《論京房受重用及其考功課法》中指出：“這種文官製度的確立，在我國曆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這是中國政治製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我國推行一千多年的科舉製度，就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而來的。”
首先，擴大太學的規模，更多地培養經學人才，以便從中選拔官吏。建太學，置《五經》博士，設弟子員，並通過考試，從經生中選拔官吏，雖始於武帝，但武帝時期太學的規模狹小，博士弟子僅50人。昭、宣時期，博士弟子雖有所增加，但昭帝時也隻有百人，宣帝時也不過二百人，仍然為數甚少。元帝時，博士弟子猛增至千人。對於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讀經做官，已成為當時士人人仕的主要途徑，也是元帝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
其次，在元帝時，還繼續推行征辟之製，這種製度始於漢初，開始隻是征召或辟舉一些有名望的人，授予官職，被征辟的不一定是經學之士。到元帝時征辟才與經學緊密聯係起來，被征辟者，除少數是專門的技能之士以外，多是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經學大師，如貢禹《漢書·貢禹傳》記載貢禹“以明經沽行著聞”，元帝初即位，“征禹為諫大夫”。元帝時，經學名家已成為征辟的主要對象。察舉的對象，多為經學之士。如從元帝時期察舉的孝廉看，《漢書·龔勝傳》記載龔勝“少好學明經，三舉孝廉”；《漢書·鮑宣傳》記載鮑宣“好學明經，舉孝廉為郎”等。
再次，我們從《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看一看元帝時期用人具體的情況。此表列出元帝時期的官員凡50人，除禦史大夫李延壽、光祿勳賞、衛尉雲、太仆譚、廷尉尹忠、大鴻臚顯、大司農宏、充郎、堯、非調、宗正劉臨、少府延、右扶風強、水衡都尉福、京兆尹範、成、王昌、左馮翊劉彭祖、郭延等19人的出身和事跡不可考外，還有31人。在這31人中，有17人出身經學之士，或與經學密切相關。在事跡可考的31人中，經術之士超過了半數。如果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除去宗室、外戚和以父任而為官者不論，則這一比率還高。
最後，漢代經學與選官製度結緣，成為選拔官吏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使劉漢皇朝改變了人才觀念，更新了用人標準，摒棄了以家世、武功等為基礎的世官、軍功及吏進之製，開始注重德行和水平，用人途徑得以拓寬，大批治經儒生湧入政界，統治基礎得以擴大。如前所述，儒家提倡出仕，熱衷政治，具有相當高的政治熱情，而許多治經儒生又能恪守傳統儒學之旨，追求仁德之治，誌在富民、教民、安民，儒生他們當官掌權，為政一方，較之刑名法術之士，對於發展經濟和文教事業以及穩定社會等，有更顯著的積極意義。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元帝重用經生也留下了一些負麵影響。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元帝詔四科舉士，即以次策郎官之殿最：一曰質樸，二曰敦厚，三曰遜讓，四曰有行。……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而自詡其敦厚樸讓之多福。宣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驗矣。”
再者，以經取士固然為漢王朝選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決定了許多人讀經即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後，往往不是盡忠守職，而隻圖保持祿位，同樣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元帝強調以經學取士，使一些隻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呆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構。漢朝末年，竟然出現了向栩這樣迂腐的官員。向栩號稱名儒，黃巾起義爆發後，據《後漢書·向栩傳》記載，他向朝廷建議：“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這不能說不是自元帝開始一味重用經生的一個惡果。
京房於元帝時為郎，因長於占卦，很快就得到了元帝的賞識，常召見問事。京房製定考功課吏法奏上，公卿朝臣與各部刺史多認為不可行，唯禦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善之。因此，我們認為，京房所具備的條件和曆史的機遇，受到元帝的器重是不言而喻的。
2、考功課吏法的內容
據呂思勉《秦漢史》第十八章第四節說，京房首創考功課吏之法。該書第六章第一節中介紹京房考功課吏法時說這項製度“實君主專製之世致治之基，為石顯、王鳳等所害而不能行，較之蕭望之之見廢，實尤可惜也”。據京房本傳所說，京房考功課吏法之規模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這是京房建議實施考功課吏法的計劃，但沒有被漢元帝接收。而是：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元帝還特準他不屬刺史部；能任用其他郡的人；郡的屬縣令長，均由他“課第殿最”，就是有考核本郡所屬官吏之權；而且年終可以直接向皇帝作出報告或建議。實施這樣一個全麵性的一郡的考功課吏法，雖然是試點，但絕非小事，可以推想，京房的考功課吏法必然有其值得如此規模試行的理由。但是關於京房的考功課吏法，目前尚沒有找到有關的材料，其實際情況，已難以知曉。對於京房考功課吏法，東漢王符在《潛夫論》中說道：“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元為自化，必自此來也。”可見對京氏考功法評價甚高。呂思勉在其所撰《秦漢史》中寫道：“考功課吏法亦代有師承，史言焦延壽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又言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蓋皆非指《易》學言。疑別有督責之術，而房從而受之也。督責之術，實君主專製之世致治之基，為石顯、王風等所害而不能行，較之蕭望之等之見廢，實尤可惜也。不然元帝何至蒙威權墮損，為漢基禍之誚哉？”也高度評價了京房的考功課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