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皇帝宗廟禮製
廟，最早是供奉、祭祀祖先的屋子，後來禮拜神佛之處也稱為廟。傳統上“國之大事，惟祀與戎”。這就是說祭祀和武力是維護政權的兩大基石，也就成了國家最重要的事情。祭祀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祭天祭上帝。二是祭祀祖先神。在君權神授的觀念指導下，祭天祭上帝絲毫不能含糊。祭祀祖先神也是維係貴族宗法製的法寶，讓祖先的神靈保佑子孫昌盛多福。祭天祭上帝就是郊祀，祭祀祖先神就是宗廟禮祀，兩者在漢代都並重不廢。
1、先秦時期的祭祀
中國早在夏商周以前，墓葬是沒有墳丘的。那時對祖先的祭祀，是在統治中心地所建的宗廟中進行的，即《荀子·禮論》中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宗廟仿照宮殿的規模建築。前麵設有廟（相當於朝堂），用來陳設祖先的神主，作為朝拜和祭祀的地方。後麵設有寢（相當於後宮），用來陳設家具和生活用品，作為祖先在天之靈生活起居之地。
在祭祀製度方麵，殷商實行“周祭”，即按先祖、先妣的天幹命日遍祀一周。周代的宗廟開始有了數量限製，“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根據在宗法製的等級地位，天子可以祭祀七位先祖，以下依次遞減。周代在祭祀宗廟的方式上，有日祭、月享、時獻、歲祀等複雜的一套禮製。
從春秋晚期到戰國，墳丘式的墓葬開始在中原地區普遍出現，而且墳丘高低及墓上種樹多少成為身份等級差別的標誌。君主墳墓造得最高，人們形象地比作崇高的山陵，這也是對君權的一種推崇。如君主去世，人們就隱諱地稱為“山陵崩”。到了戰國晚期和秦，先是把寢殿移至陵墓的側邊，作為墓主靈魂生活起居的處所，這就是“陵寢製度”。
秦統一後，曾經稽古禮文，實行皇帝七廟製度。雖然叔孫通采擷先秦及秦代有關禮製製定漢禮，但因疏闊、違古而為後世所諷，皇帝宗廟製度與周禮不合，皇帝宗廟廟數遠遠超過了天子七廟的古禮規定。
西漢大體承襲秦代製度。根據設置地點的不同，西漢初、中期皇帝宗廟大致可以分為京廟、陵廟、郡國廟三種類型，上述三種類型宗廟廟數總計為167所。
西漢時期，不但把寢與陵墓造在一起，而且陵園旁邊還出現了廟。西漢王朝在廟祭體例上繼承秦製而不遵古禮，既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也引起日益得勢的儒生們的不滿。漢高祖劉邦時，下令分封各地的同姓諸侯王，都要在當地為太上皇（劉邦的父親）立廟。劉邦死後，漢惠帝尊之為太祖；漢文帝死，漢景帝又尊之為太宗。除了在陵墓旁、長安城中各有太祖廟、太宗廟之外，他們生前曾經到過的地方各郡、諸侯國也都要設立太祖廟、太宗廟。到了漢宣帝的本始二年（前72年），漢武帝也被尊為世宗，沿用先例，武帝劉徹生前足跡所及的地方也都設有世宗廟。
漢元帝即位後，在京城長安從高祖至漢宣帝之廟，還有加上太上皇、悼皇考（宣帝之父史皇孫）在內的帝陵旁邊所設之廟，總計設在地方郡、國的祖宗之廟分為86處，共167所。另外，陵園中（陵廟在陵園之外旁邊）還有寢殿、便殿等。
按照西漢的宗廟祭祀製度，日祭（每天對父祖祭祀）於寢，月祭（每月初一以特羊朝廟，因而告朔）於廟，時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嚐，冬曰蒸）於便殿。對寢是一天四次上食，對廟是一年二十五祠（除每月一次告朔外，還有嚐麥、三伏、立秋等名目），對便殿是一年四祠。還有一月一次的“遊衣冠”（從帝陵園寢中出衣冠遊於該帝之廟）。除了諸皇帝的陵寢外，還有昭靈後（劉邦母親）、武哀王（劉邦哥哥）、昭哀後（劉邦姐姐）、孝王太後（劉邦薄姬、文帝生母）、孝昭太後（漢武趙婕妤、昭帝生母）、衛思後（武帝廢皇後衛子夫）、戾太子（武帝廢太子劉據）、戾後（劉據妾史良娣，宣帝祖母）等人也都有獨立的陵寢之園。
這樣，把京城附近所有的皇家陵園加在一起，有30所需要經常性祭祀。據《漢書·韋玄成傳》記載，一年之中共需要上食24455次，使用衛士45129人，祭祀禮樂、屠宰、烹調等專職人員12147人，還不包括使用的飼養牲畜人員。對廣大人民來說，死帝王和活帝王一樣，同樣是一項沉重的負擔。
2、宗廟禮製改革的緣起
自西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後，儒家思想逐漸成為社會主導思想。元帝即位之初，天災、人禍迭出不窮，統治階層內部黨爭不斷，社會各種矛盾不斷激化。因而，依據儒家經典有關記載對西漢以往變亂古禮的相關製度進行變革，已經逐漸成為當時尊奉儒學的統治階層，尤其是士大夫階層的普遍共識。漢元帝永光年間，最終依據儒家禮經，對西漢以往皇帝宗廟製度進行了變革。罷棄西漢初、中期為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廟號的高、文、武三帝所立的郡國廟，依據古禮確立宗廟毀廟製度是此次宗廟禮製改革的主要內容。
漢元帝即位不久，貢禹曾經上奏說：“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帝、孝景帝之廟皆親盡，宜毀。在地方郡、國建立宗廟也不符合古禮，應該一律撤銷”。雖然漢元帝好儒，也從內心讚賞貢禹的建議，但這畢竟涉及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不能倉促實行。
永光四年（前40年），在儒學士大夫階層的建議、推動下，元帝下詔罷棄以往在郡國為高、文、武三帝設置的宗廟，由此拉開了西漢中、後期宗廟禮製改革的序幕。元帝詔書說：“朕聞明王治理天下，應時製法，因事製宜。以往天下初定，遠方尚未賓服，借先帝曾巡幸之地以立宗廟，來建立我朝權威，消除反叛之萌，為統一天下民心的權宜之計。今賴天地神靈和宗廟祖宗庇佑，四方同軌，蠻貊入貢。如果還遵行權宜之計而不定古禮，令疏遠之親卑賤之位也來承擔尊祀祖先之職（按宗法製隻有嫡長子才有主祭祖宗之權），決非皇天祖宗之意，朕非常恐懼。《論語》孔子說過：‘吾不與祭，如不祭。’請丞相、禦史與諸朝臣討論這個問題。”
討論的結果是，以丞相韋玄成、禦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為首的朝官共71人一致認為：“臣聞祭祀之事，非僅僅是表現在外麵的禮儀形式，還應該由內心中發出，要情禮皆備。所以隻有聖人能做到饗（祭祀供奉）帝，孝子能做到饗（祭祀供奉）親。立祖宗廟於京師之地，皇帝親自承應主祭祖宗之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其位來助祭，這是尊祖敬宗的大義，五帝三王同行此道，決不變改。按《春秋》之義，祭祀父親不能在支庶（非嫡長子的別子）之宅，祭祀君主不能在臣仆之家，祭祀天子不能在諸侯領地。臣等認為凡是漢朝宗廟在郡國所設者，均不應再行祭祀之事。”
於是，漢元帝批準韋玄成等人的提議，九月戊子日，下詔先撤除昭靈後、武哀王、昭哀後、衛思後、戾太子、戾後等的墓園及內外寢、廟、便殿的祭祀，僅派一些吏卒衛護陵墓。十月乙醜日，又下詔撤除了對郡國宗廟的所有祭祀活動。
接著，漢元帝把問題引向更為敏感的方麵，他下詔說：“蓋聞明王製禮，立親廟四（直係上溯四代），祖宗之廟（太祖太宗的廟）萬世不毀，所以體現尊祖敬宗和親親之意。朕承祖宗托付之重，大禮缺疏不備，戰栗恐懼，不敢自專，請丞相、禦史與朝臣討論這個問題。”
按照元帝的本意，天子宗廟應該是\"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當時有\"祖\"、\"宗\"廟號的僅有高帝高祖廟、文帝太宗廟、武帝世宗廟，如果按照元帝設想立廟，則恰與禮書中記載的周代\"天子七廟\"之製相符。
討論的結果是，以丞相韋玄成為首的44位儒學士大夫堅決反對，他們依據宗法製度，堅持天子五廟製度。韋玄成等人認為，按照宗法製度，以武帝、昭帝、皇考、宣帝四廟作為元帝\"四親廟\"，與高廟合而為\"五廟\"，可以說是對宣帝時期有關政策的延續、繼承。韋玄成等人還說，按照古禮，始受天命而有天下，又分封諸侯的開國之君為太祖，以下隻祭五廟，親盡而迭毀，親疏而漸降，表示有終也。周代之所以實行七廟，是因為後稷始封，文王和武王都受天命而王，這三廟永世不毀，加上親廟四代，合而為七。現今漢朝，高帝受命定天下，應該為太祖之廟，世世不毀。以下太上皇、漢惠帝、文帝、景帝皆已親盡應毀廟，親未盡的四廟是漢武帝、漢昭帝、悼皇考（元帝祖父史皇孫）和漢宣帝。因此，隻有高帝廟才具有不遷毀的資格，其餘諸帝廟\"親盡\"後應被依次遷毀。太上皇、惠、文、景諸廟應被遷毀，隻保留高廟、武帝（元帝高祖）廟、昭帝（曾祖）廟、皇考（祖）廟、宣帝（父）五所宗廟。
韋玄成之議引起許嘉、尹忠、尹更始等人的駁難。以車騎將軍許嘉為首的29人認為，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應該為太宗之廟，世世不毀。
廷尉尹忠認為，漢武帝文治武功，應該為世宗之廟，也世世不毀。
諫大夫尹更始等18人認為，悼皇考被序入昭、穆之中，不合正禮，應該毀廟。
所謂\"毀廟\"，就是按照世數的遞進，依次遷毀宗廟中逾越血緣關係的祖先神主。據儒家禮書的記載，商、周時期已經實行比較嚴格的宗廟毀廟製度。秦二世時雖曾一度實行宗廟毀廟之禮，但西漢自建立至元帝永光五年前，此禮久廢不行。因而往往因此為後世所譏諷：\"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製，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
韋玄成的提議、尹更始等人的駁難所依據的理由冠冕堂皇，不能不重視。屏棄文帝廟，確實又有違以往褒崇文帝的用意。但即便將皇考廟排除於皇帝廟製係統之外，\"四親廟\"也隻能至孝景帝廟而止。如果加上文帝廟，那麼，宗廟廟數將突破\"五廟\"之製。由於各種論爭因涉及禮製、宗法以及當時政治現實諸多因素，已經無法由臣下議決，隻能留待皇帝作出宸斷。對於恪守傳統禮製的元帝來說，此次宗廟禮議反映出來的\"君統\"與\"宗統\"的矛盾、情與禮的衝突，迫使他不得不萬分謹慎，以至從三種意見上呈至元帝對此問題加以裁斷，其間間隔竟長達一年之久。漢元帝一直猶豫不決，拖了一年多的時間。與剛剛結束不久的因合乎國情，且得到統治階層，尤其是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儒學士大夫階層的普遍支持而順利推行的罷棄郡國廟相比，皇帝宗廟迭毀製度的確立、實行卻因受參與政策討論、製定者援引經典的不同，以及現實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充滿了坎坷、波折。
這樣，繼永光四年罷棄高、文、武三帝郡國廟後，永光五年（前39年）十二月乙酉日，漢元帝下詔宣布，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再加上武帝、昭帝和宣帝三廟，親情最近。除這五廟外，惠帝、景帝及悼皇考廟皆親盡應毀。
但是，丞相韋玄成等人又奏請說：“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最後執行的正是這個修正方案：享受子孫祭祀的是高祖、孝文、孝景（昭）、孝武（穆）、孝昭（昭）、悼皇考（穆）、孝宣（昭）這七廟；停止祭祀的是太上皇、孝惠兩廟。太上皇的神主（牌位）埋入墓園土中，惠帝神主遷入太祖劉邦廟中，寢園“無複修”。
次年，經過韋玄成提議，孝文薄太後和孝昭趙太後的寢廟也被撤除。
建昭三年（前36年），韋玄成因病去世，匡衡成為新的丞相。這時，漢元帝病得非常厲害，夢見祖宗責備他不該撤銷在郡、國的宗廟，他的弟弟楚王劉囂也做了同樣的夢。於是，他就下詔垂問匡衡，想把已經毀罷的祖宗之廟統統再恢複過來。
匡衡堅持按照已經改革的辦法做，但為了慰籍元帝之心，他先是以丞相的身份祈禱高祖、孝文和孝武三廟，解釋為什麼要罷除郡、國之廟，一是要以“古聖之經”為本；二是荒災連年，百姓困乏，無力修立宗廟。他說，如果有違祖宗之心，請把災殃降到自己身上，而使皇帝“所疾日瘳”，“宜蒙佑福”。
接著，他又寫了一篇謝罪書，到京城已毀宗廟依次宣讀，解釋毀廟原因，請求祖宗理解，如降罪則在他匡衡，仍請保佑皇帝等。
漢元帝的病越來越嚴重，他深信這是祖宗震怒的結果，因久病不愈，元帝疑心是因以往罷棄先帝、後郡國廟及寢廟園、定宗廟迭毀禮而引起祖先不滿、降災所致，多次想恢複以往成製，由於匡衡諫阻而罷。於是在建昭五年（前34年）七月，把太上皇、原廟（劉邦廟本在長安城中，因一月一次從長陵寢中出遊衣冠不便，更於渭北作廟）、昭靈後、武哀王、昭哀後、衛思後等已毀之廟盡行恢複，隻是郡、國之廟罷廢如故。
此舉並未得到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的“諒解”，不到一年漢元帝就病死了。匡衡以儒家一向的執著態度，馬上提出“前皇帝身體欠安，所以原罷之祭廟墓園盡行恢複，但終未能蒙受賜福，衛思後、戾太子、戾後墓園，親未盡，不應撤除。孝惠、孝景廟親情已盡，宜毀。太上皇、孝文太後、孝昭太後、昭靈後、武哀王的祠廟也應一並撤除。”
新皇帝批準實行。
但是，此後皇帝宗廟毀廟禮製卻屢有變動。與元帝相仿的是，成帝也將即位後久無後嗣一事歸咎於遷毀祖先宗廟。河平元年（前28），成帝采納給事中平當的建議，再次恢複太上皇寢廟園。劉邦母親、姐姐、哥哥的神主並遷入太上皇寢廟，世世奉祀不絕。同時，為杜絕異議，成帝又恢複了漢初為禁止臣下擅議宗廟製度而製定的\"敢有擅議者棄市\"的法令。西漢初年製定的\"敢有擅議者棄市\"的這條法令，其實還有深層次的政治原因，這在當時是鞏固新政權的一種需要。漢元帝實行改製，其實是廢除了這道法令。漢成帝時恢複太上皇寢廟的祭祀，同時也把\"擅議宗廟之命\"恢複，不許人討論宗廟事。
成帝死後，哀帝即位，諸廟或罷或複，一直紛爭不下，議論者多方變更成帝以往成製，其焦點是如何對待漢武帝之廟。丞相孔光等廢止成帝禁止擅議宗廟法令的建議，也得到了哀帝的支持，一度廢棄的皇帝宗廟遷毀之禮又得以實施。由於成帝廟列入皇帝宗廟係統中，彭宣、左鹹等53人認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依據是\"祖宗以下，五廟迭毀\"。王舜、劉歆等認為《禮記·王製》和《春秋穀梁傳》都規定，天子七廟。而且“七”是一個正數、常數，被尊為“宗”的不在七廟之內，是一個變數。所以孝武功烈超常，其寢廟不應毀。劉歆列舉了武帝赫赫文治武功，武帝功德顯赫，如果遷毀其廟，則名實不符，既無以彰顯尊德貴功的用意，又不足以勸勉後世皇帝奮發有為。或許是因為劉歆的上述說教恰恰撥動了哀帝意欲重興漢室的敏感心弦，所以，哀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圍繞武帝世宗廟存毀而展開的爭議亦就此平息。
這樣，至哀帝時，按照皇帝統係已經確立了高廟、文帝太宗廟、武帝世宗廟、昭、宣、元、成帝廟\"七廟\"之製。這與禮書記載的\"一祖二宗四親廟\"廟製在形式上雖然頗有相似之處，但這僅僅是依據\"君統\"統係而言，並不是當時宗廟總數。據史籍記載及前文論述，這時還有雖未被列入皇帝宗廟係統，但並沒有被遷毀的皇考廟、哀帝為其本生父定陶共皇所立之廟。因此，就數目而言，此時西漢皇帝宗廟實際應是\"九廟\"。
哀帝去世後，被哀帝抑絀的王氏家族通過一次迅速的政變重新執掌政權，並立哀帝從弟劉衎入統，承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因哀帝、平帝為從兄弟，所以皇帝宗廟無所登除。篤信古禮的王莽一方麵毀棄宣帝所立的皇考廟、哀帝所立的定陶共皇廟，以明\"一統\"禮義；另一方麵則采擇劉歆之說，於平帝元始四年（前4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平帝去世後，又\"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這樣，在王莽以新代漢之前，西漢有\"祖\"、\"宗\"廟號的皇帝廟共有七所，恰與\"天子七廟\"的古禮相符。雖然王莽追尊孝宣、孝元、孝成、孝平諸帝廟\"宗\"號，但是，它不過是\"一祖二宗與四親廟\"模式的一種變易而已。
可以看出，西漢中、後期，由於傳統禮學思想對社會影響漸趨複盛，從而開啟了始於西漢元帝時期的皇帝宗廟製度禮製化進程。盡管傳統經典禮製仍然是當時士僚援引立論的依據，但當理論與社會現實、情與禮發生矛盾、衝突而又難以彌縫時，後者對前者的影響就比較凸顯出來，從而導致議製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往往不得不或隱或顯的曲釋禮經學說，以適應現實之需要，元帝永光、建昭年間議宗廟立廟、毀廟之製事無疑對此作出了絕好的詮釋。
中國古代陵寢廟祭製度到了東漢時期最終確立。先帝死而無知，祭祀無益；祖宗死而有知，親親之情如何一刀兩斷？像西漢不管五廟或七廟，“親盡則廟毀”，那些享受子孫煙火慣了的祖先，豈不成了無主的幽魂餓鬼？但讓越來越多的祠廟滿地都是，耗費大量錢財，也不妥當。儒家的理論基礎是血緣宗法製，講究親親尊尊，不能對祭祖之事太薄情。儒家又提倡富民愛民，減賦節約。所以，夾縫中的儒生們論爭紛紜，手忙腳亂。東漢之後，不但廢除了西漢在陵園附近設立宗廟的製度，而且取消了為每個神主建立一廟的製度，隻是把許多神主供奉在一個祖廟裏，實行“同堂異室”的供奉辦法，在宗廟重要性減退的同時，上陵朝拜開始成為重要的祭祀方式，皇帝要親率百官每年一月和八月兩次到帝陵，隆重朝拜祭祀。
以後曆代的宗廟和陵寢製度都仿此而行。
（二）重用儒臣純任德教
早在元帝做太子時，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則訓斥他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所謂\"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國之道；所謂\"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見太子要用\"純儒\"，就歎息說：\"亂我家者，太子也！\"並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陽憲王劉欽來更易太子，後來因為懷念亡妻許平君，才終於沒有廢兄立弟。但是，宣帝對太子進行皇家教育時，卻以儒生為師傅，用儒經為教育內容，所以，漢元帝成為中國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西漢帛書信劄劉奭所習之經十分廣泛，包括《春秋》、《詩》、《尚書》、《禮》、《論語》等。元帝的經學功底，不僅遠過乃父，就是在西漢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謂首屈一指。
1、儒家在西漢得到重視
自西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後，儒家思想逐漸成為社會主導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既是中國古代文化大傳統發展的必然，同時又進一步促成了統治集團指導思想的調整，還加速了儒學自身的繁榮。
在漢宣帝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漢宣帝雖然把自己的統治方略概括為\"霸王道雜之\"，其實他並不很欣賞“王道”。這從一些“上禮儀，好古教化”的儒家型官吏的悲劇結局可以看出。蓋寬饒以“明經”、“孝廉”、“方正”的名義，從郡文學而對策高第，到中央政府任職司隸校尉，走的是一條讀經入仕的路。一方麵，漢宣帝欣賞他“剛直高節，誌在奉公”，一方麵，又不滿意他“好言事刺譏，幹犯上意”。就是因為剛直不阿的性格而觸犯漢宣帝，最後不得不在未央宮北闕下引刀自殺。
韓延壽是宣帝時最有影響的儒家型循吏。他出身郡文學，深受經學熏陶，“上禮儀，好古教化”。但最終，這位主張以禮樂教化治民的官吏卻在左馮翊的任上被處以死刑。韓延壽的悲劇結局說明，儒家在漢代，為重建文化大傳統而努力推行禮樂教化，這和朝廷的法律令之間，是存在某種深刻的內在矛盾的。
史書記載說，元帝從小受過良好的經學教育，有著深厚的經學功底，尤精於《詩》。他尊師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個社會儒風蔚然，《詩經》學亦因元帝之力，成為治國主導思想。元帝好儒，選官用人，以經明行修為基本準則，因此儒生布滿朝廷上下。元帝對經學的貢獻就在於通過習經重儒、治國以儒，使儒學徹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元帝即位初期，各種社會矛盾已十分尖銳，迫使統治者不得不改變前朝\"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而采用\"以柔治國\"的儒家方略，以緩和社會矛盾；加之元帝本人十分尊崇儒家經學，受過良好的經學教育，具有深厚的經學功底，這就是元帝重用經學之士的原因。元帝多種渠道選用經學之士，使當時官吏隊伍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矛盾有所緩和，促進了經學和封建文化的發展。
在元帝大力倡導下，重用儒生，委之以國政，名儒蕭望之、周堪、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韋玄成、劉向、鄭弘等人相繼為丞相。元帝推行儒政、仁政，如提倡節儉、減少政府開支，減輕百姓負擔，削減衛卒，生子由三歲出口錢，改為七歲仍出口錢；成帝時，算賦由120錢減為80錢，等等，都堪為善政。還有擴大博士弟子名額，令郡國設置五經百石卒吏，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讓光祿大夫劉向整理宮中藏書，等等，對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時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如能認真執行，對於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有所裨益。但是，由於儒家的保守、迂腐以及讖緯迷信的消極作用，特別是由於宦官當政，元帝優柔寡斷，使儒家仁政難以貫徹執行，而其消極因素卻得到惡性發展。
2、純任德教
元帝時期，單崇儒家，純任德教，治國完全以經學為指導，選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標準。那麼，為什麼元帝摒棄主張嚴刑峻法的\"霸術\"，而改用\"以柔治國\"、強調\"教化\"的儒術呢？
我們知道，宣帝統治後期，西漢王朝文、景繁榮，武帝時期國力的強盛，昭帝以來的\"中興\"已經逐漸煙消雲散，西漢王朝衰頹的趨勢已經不可遏止。元帝即位之初，天災、人禍迭出不窮，統治階層內部黨爭不斷，社會各種矛盾不斷激化。因此，元帝\"純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經學修養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即土地兼並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產，有的投入田莊淪為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為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為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給編戶齊民，即自耕農身上。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殘，天災頻繁，各地不斷爆發反抗西漢統治的鬥爭。所以，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統治者隻好放棄\"霸術\"，純任德教，以期緩和社會矛盾。這種方略的改變，是由元帝提出並加以實施的。
在實行\"教化\"的儒術方麵，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一是尊崇儒學。漢元帝篤信儒學，他即位當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孫孔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立即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這是以皇帝名義奉祀孔子的重大舉措，孔霸被封為關內侯，賜食邑800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兩次穿素服去吊祭，賜給東園秘器錢帛，贈予列侯禮安葬，諡號\"烈君\"。初元二年（前47年），起用師傅蕭望之，賜爵關內侯，食邑800戶。夏侯勝卒後，\"賜塚塋，葬平陵。太後賜錢二萬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尊崇帝師的社會效應，必然導致人心向儒，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會地位。
二是以儒家標準選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學博士弟子數量，由宣帝時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對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因此，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話：\"遺子黃金滿籯（yíng，竹籠），不如一經。\"儒學宗師夏侯勝也常常教導他的弟子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見讀儒經做官，已成為當時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徑。
在元帝用儒方針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經學相矜尚，儒生布滿朝廷上下，他們或位至公卿，或為地方長官。郭沫若說：\"元、成以後……明經逐漸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出現了'州牧郡守，家世傳業'的經術世家。\"而大批儒生進入政界後，又必然會把儒家理念施之於政事。
三是以經義為本，治國施政。元帝即位後，摒棄了宣帝霸王之道相雜的政治，發布的各項政令以及詔書，多引經為據。質問大臣，則窮究\"經義何以處之\"；大臣執法，則要求其\"順經術意\"；如果大臣奏議上的語言不符合經義，則必然遭到嚴厲的批評。元帝的好儒，並不是要官吏做表麵文章，而是要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