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逾弱冠之年昭帝的去世，霍光及群臣顯然缺乏心理的準備。按照漢製，皇帝即位後不久其陵墓即開始修建。是時平陵雖然竣工，但是昭帝之死事先並無任何征兆，以致“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而“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裏物”，企圖趁國喪之機牟利。大司農田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從中不難看出，昭帝之死較為突然，乃至昭帝梓宮奉安所需“諸下裏物”一時間居然“未辦”。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昭帝沒有後嗣，嗣君之位空懸，早日擁立新君以定“劉氏”天下，當是朝廷的首要政務，權傾天下的大將軍霍光，再次成為朝野矚目的焦點。
是時，武帝六子中，僅廣陵王劉胥尚在，因此群臣皆主張立廣陵王。而霍光卻另有一番考慮。廣陵王為人頗具勇力，行為舉止不循法度，不為武帝所喜，早在衛太子兵敗自殺之後，武帝就沒有考慮過立其為嗣的意圖。何況霍光能夠順利輔政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皇帝年幼，而此時廣陵王劉胥正值壯年，如果一旦入主長安，霍光獨攬大權的局麵就會發生動搖，這當然是霍光不能容忍出現的情況。但是廣陵王畢竟是武帝唯一尚存之子，繼承帝位當在情理之中，這亦是群臣“鹹持廣陵王”，而霍光“內不自安”的一個重要原因，立嗣之議不能決，這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正當朝議不決之時，或是揣摩到霍光的心理，或是出於霍光的授意，一位郎官上書朝廷，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此言正合霍光心意，隨即以承皇太後詔為由，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劉德等人迎立昌邑王劉賀。
劉賀是昌邑哀王劉髆氂之子，劉髆氂之母即是深得武帝寵愛的李夫人。天漢四年（前97年），劉髆氂被封為昌邑王。征和三年（前90），李廣利與劉屈氂為劉髆氂謀太子位事敗，劉屈髆氂以“大逆不道”罪腰斬，李廣利兵敗後投降匈奴。後元元年（前88），劉髆氂去世，劉賀嗣為昌邑王。劉賀生年亦無載，然據山陽太守張敞於地節三年（前67）五月見劉賀時，曾目測其歲數為“二十六七歲”。如果張敞所雲無誤，元平元年（前79）時劉賀可能十八九歲。顯然，較之廣陵王劉胥相比，年輕的劉賀則更易於被霍光操控。
劉賀所以能以諸侯王的身份入主朝廷，當然是取決於大將軍霍光一人之態度。是時霍光權勢之熾，是有漢以來諸功臣無法比擬，不僅“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連號稱百官之首的丞相，亦成為霍光手中的牽線木偶，除了秉承霍光旨意，在處理重大朝務之時循製領銜上奏之外，再無其他作為可言。時人所謂“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製者”當是確評。對於霍光的權勢，昌邑中尉王吉曾有深刻認識，在隨同劉賀奔赴京城的途中就告誡劉賀曰：
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嚐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繈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麵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
可是，劉賀對王吉的諫言似乎並沒有放在心上。從山東封國昌邑（今山東巨野東南）赴京師途中的表現看，劉賀輕佻的性格已顯現出日後難免失敗的征兆。史載：
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裏，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複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麵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