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閣，位於未央宮殿北，相傳為蕭何所建，《三輔黃圖》卷6曰：“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若今禦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注引《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秘書之所。”在古城西安，石渠閣今天仍有遺跡可見。有漢一代，石渠閣作為國家收藏典章圖籍的重要場所，宣帝甘露三年（前51），在此召開了一次討論五經異同的重要會議，即後人所謂的石渠閣會議。
在漢代經學發展史，石渠閣會議無疑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會議“詔諸儒講五經同異”，由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宣帝親臨裁決，會議最後結果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榖梁春秋》博士。《漢書·藝文誌》錄有會議參與者的發言稿，稱為“議奏”，或“雜議”，下注“石渠論”，凡四見：其中關於《書》的奏議四十二篇；《春秋》的奏議三十九篇；《論語》的奏議十八篇；另有被歸於《孝經》的《五經雜議》十八篇。可惜這些奏議都沒有流傳下來，也沒有像桓寬所做的《鹽鐵論》一類的會議記載，所以“石渠論”的詳細內容無從可考。
盡管見於記錄的會議奏議、雜議多達一百二十七篇，但真正引起宣帝關注的則是《公羊》與《榖梁》的討論的三十九篇奏議，史籍徑稱會議是“平《公羊》、《榖梁》同異”。同時以此次會議為標誌，在最高政治權力的強力介入下，《榖梁》從而取得官學的地位，一舉改變自武帝以來公羊學一枝獨秀的局麵。
早在武帝即位之初，試圖改變漢廷已實行多年的“無為政治”，建元元年（前140）冬十一月，“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顯示出武帝以儒學取代“黃老”的政治意圖，由於遭受篤信黃老政治竇太後的打壓，其誌未酬。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後去世，標誌著漢初已經實行多年的黃老政治壽終正寢。從此之後，武帝改正朔，易服色，定曆數，修郊祀，建封禪，開始了一個以“有為政治”取代“無為政治”的曆史時代。
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賢良、儒生至京師，親自策問。董仲舒進“天人三策”，認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自此，罷黜百家、尊崇儒術，成為漢代經學與政治互動發展的一個顯著標誌。
雖然董仲舒所主張公羊學說引起武帝的濃厚興致，但公羊學真正興起則是在元光五年之後。是年，武帝第三次“詔舉賢良文學”，治公羊學者公孫弘再次應詔對策，所表達的思想與董仲舒“天人三策”基本相同，“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武帝所以將“居下”的公孫弘擢為第一，顯然與武帝對公羊學的日漸重視不無關係。其後，公孫多次上書言政事，深得武帝信任，迅速升遷，元朔五年（前124）任拜相封侯，《史記·平準書》曰：“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漢書·儒林傳》載：“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
與《春秋公羊》興盛之勢不同的是，《春秋榖梁》學則顯式微之態。《漢書·儒林傳》載：
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瑕丘江公“呐於口”，在辯論時不敵董仲舒，固然是榖梁學浸微的一個原因，但並不最主要的原因，甚至也不是因為董仲舒得到同治公羊學丞相公孫弘的支持，而在公孫弘背後的漢武帝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盡管公羊學於武帝一朝取得顯赫的地位，榖梁學雖然式微，卻不絕如縷，好學者私下傳授，其中對榖梁複興起到重要作用的則是宣帝的祖父衛太子劉據。史載，衛太子既通公羊學後，“複私問《榖梁》而善之。”雖然此處記述甚為簡略，但衛太子對榖梁學“善之”的態度，為其後宣帝立榖梁於學官，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依據。而且，一些治榖梁學的經師，不知是否受到江公因“呐於口”不敵仲舒事的影響，特別注重提升學術修養，尤其是辯論才能，雖然傳授榖梁學者依然“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複受《榖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可見經過一些治榖梁學者的不懈努力，榖梁學“浸微”的形勢逐漸有所改觀。宣帝即位之後，榖梁學則加速了複興的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