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華夏民族在與四邊所謂蠻夷戎狄的交往中，已經形成了一種固定的心態，對於企圖擾亂華夏的則要防範戒備，敢於侵擾中原的則予以伐擊，但最為理想的方式還是要以德服人，恩澤流於遠方，達到“四夷賓服”的境界。班固在《匈奴傳讚》中開宗明義地說：“《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即是這種心態的真實寫照。如果說漢初所實行的和親政策，是以委曲求全的方式以防“蠻夷猾夏”的話，那麼武帝發動對匈奴的戰爭則是“戎狄是膺”，對敢於“猾夏”的“戎狄”予以討伐。而在武帝之後，漢匈關係又進入了一個新的調整時期，雙方重開和親之議，北境相對處於一種和平安寧的狀態，頗有些“守在四夷”的意味。呼韓邪單於請求和親，預示著漢匈關係發生了從“戎狄是膺”到“守在四夷”的曆史性轉變。
自從五原郡將呼韓邪單於“願朝（甘露）三年正月”的消息飛報朝廷後，得到宣帝與群臣的高度重視。匈奴單於親自入漢朝見，請求歸附，標誌著漢匈在經過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衝突與戰爭之後，曆來以“天之驕子”自居的匈奴單於被迫低下了高傲的頭，預示著漢匈關係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在郅支單於尚占據漠北的情況下，漢朝接納呼韓邪單於歸附，可以在漠南扶持起一支親漢的力量，以減緩郅支對邊塞的騷擾。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宣帝格外重視呼韓邪的朝見願望，命令群臣商議朝見時的禮儀。在如何確定匈奴的政治地位時，朝中形成兩種不同的意見：
丞相霸、禦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製，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於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於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蕭望之的意見非常重要，深得處理與所謂蠻夷關係之精髓，來者“待以不臣之禮”，亡者“不為畔臣民”，華夷之別、漢匈分野，涇渭分明。宣帝最終采納了太子太傅蕭望之的意見，決定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之上”。同時，派遣車騎都尉韓昌為專使，前往五原塞迎接呼韓邪單於入京，並從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等郡直到長安，發沿途郡兵兩千多人陳列護送，以示尊崇。
呼韓邪單於到達甘泉宮後，受到宣帝隆重的接待。呼韓邪以客禮拜見宣帝，地位高置在漢諸侯王之上，稱“臣”而不必唱名。宣帝頒予呼韓邪單於黃金質的“匈奴單於璽”，表示漢朝中央政府以對臣下冊封的形式承認呼韓邪為匈奴族最高首領，表明匈奴隸屬於中央政府的政治關係；同時考慮到匈奴多年來統治大漠的事實以及“上氣力而下服役”的民族心理，所以在印章的形式上與漢天子所用的玉璽相同，以表示與漢朝的臣屬有所區別。呼韓邪北歸時，考慮到自己勢力單薄，深恐不能抗禦郅支單於的進犯，試圖依靠漢朝的聲威以自保，同時又可以向漢朝表示真誠的歸附願望，於是又請求留在保祿塞（今內蒙包頭西北）下，如遇到緊急情況，可以為漢保衛受降城。宣帝應允了呼韓邪的請求，派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與韓昌將兵護送呼韓邪出朔方雞鹿塞（今內蒙磴口西北），並留於漠南護衛呼韓邪，助誅不服。漢廷又考慮到匈奴連年戰亂饑荒，人民乏食，前後共調撥北邊諸郡糧食三萬四千多斛，以資助呼韓邪單於的部眾。
呼韓邪的附漢不僅擺脫了自身窘迫的困境，穩定了岌岌可危的局勢，而且在匈奴原來的屬國中也引起了強烈的震動，特別是西域烏孫以西一些與匈奴相鄰的諸國素來畏懼匈奴而輕視漢朝，但是自從呼韓邪歸附漢朝之後，烏孫等國的態度也隨之發生顯著的變化，紛紛以尊漢為榮耀。
大約在五鳳四年與甘露元年左右，郅支單於見呼韓邪單於兵敗後率部眾南下，誤以為呼韓邪已經降漢，不可能再重返匈奴，於是率兵西下，意圖平定匈奴右地。這時屠耆單於的少弟已經在右地自立為伊利目單於，得知郅支西征的消息後，率兵迎擊，結果兵敗被殺，其部眾都被郅支兼並。郅支在平定了匈奴右地後，為了鞏固在右地的統治，於是留居右地而未返回單於庭。在聞知呼韓邪單於因附漢而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後，郅支深恐受到呼韓邪與漢朝的聯合攻擊，所以特別重視呼韓邪與漢朝交往的動向。就在甘露元年呼韓邪遣子入漢為侍子的同時，郅支也不甘落後，亦遣其子右大將駒於利受入漢，以示與漢和好之意。對於郅支與呼韓邪競相歸附之爭，漢朝最初並沒有顯示出厚此薄彼的傾向，而是一視同仁，采取兼容並納的態度，依禮厚待雙方的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