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言
韓魯華
以作品所敘述的生活對象或者題材來命名與評價文學創作，甚至以此來確定作品與作家的藝術價值和史學地位，這是當代文學研究及其文學批評所形成的一種傳統，也是一種研究和批評的思維模式。像農村題材、工業題材、軍營題材、知識分子題材等等，以至有了題材決定論之說。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不再以社會領域為區分創作的唯一標尺，出現了多元的區分狀態。但是，直至今日，這種以題材而論文學創作的文學批評依然餘風猶存。比如說農民工寫作，雖然後綴了寫作，但核心詞依然是落在了農民工上。這種構詞方式，與農民題材創作並無二致。
當然，以題材來劃分文學創作至今依然是一種重要的分類方法。因為創作無論如何是與其表現的對象分不開的。而且，題材的選擇是與作家的價值判斷和審美判斷以及創作特性有著內在的聯係。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作家寫作什麼樣的題材，而在於如何去處理題材，如何進行藝術的審美建構。可能題材內容與藝術建構形成統一建構，但也可能題材內容與藝術建構出現剝離性建構。特別是作家的題意或者與表達的意義指向，可能與題材相去很遠。所以，以題材而論創作的評論，是無法真正解讀出作品真正意義所在的。比如，作家所建構起的文學藝術世界，往往是超越題材之外的。
賈平凹的《高興》，我認為就是這樣一部長篇小說。在此，我並不排斥這部長篇作品對於鄉下人進城謀求生活的敘寫，也不拒斥將它視為農民工或者底層寫作。就這部作品而言，它首先建構起一個農民進城謀求生存的底層生活世界。而且，作為對於中國以城市化進程為標誌的社會曆史轉型視閾下的現代化進程的審視與把握，賈平凹於題意上是承續《秦腔》的一種發展性的鄉土敘事。如果說，《秦腔》這種敘述的是中國鄉土敘事的終結及其艱難的曆程，那麼，我以為《高興》所建構起來的藝術世界則應當說是具有後鄉土意味的敘事。甚至我認為，此類的創作，雖然在上個世紀初就已經出現，而在新的世紀之交卻能夠形成一種創作的潮流，自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進入到迅猛期的表現。尤其應當令人深思的是，此次農民進城的湧浪，帶有明顯的城市化、工業化的特征（我不認為中國已進入後工業時代，或者是後現代文化時代。其間雖有某種後工業或後現代文化的因素滲透其間，但於整體來看，依然表現出更多的或者說是基本的工業化時代特征）。從《高興》以及其他此類作品來看，對於農民進城尋求生存的種種狀態，給予了敘寫。這些敘寫，主要處於生存層麵。對於農民生活狀態、現實命運，以及命運的苦難等等，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同情。但是，基於現實生存而又超越現實生存的具有哲思境界的創作並不多見。換句話說，這類作品所敘寫的是看山是山的境地，而未進入到看山不是山的境界，更未達到看山還是山的化境。作家關於農民工或者處於社會底層者的敘寫，對於他們此在問題思考比較多，而對於在以及超在的思考則比較少。由此觀之，《高興》試圖於這方麵有所突破。
正如有些論者所敏銳地覺察到的那樣，《高興》是與目前諸多流行的農民工或者底層寫作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性。賈平凹及其《高興》與社會和許多文學敘事不同之處，恰在於敘寫了劉高興真摯純正的感情世界，獨創性地開掘了劉高興的情感心理，並由此試圖上升到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生命情感建構境界。從社會地位看，劉高興是個卑微的人，但從人的建構來說，他卻是一個健全的人。在賈平凹的筆下，劉高興自然首先是個從鄉下進入城市的人，即底層的掙紮於生存境遇的下層人；其次他又是社會中的人，是存在於我們這個特定時代的社會中人；更為重要的是，他是人自身，是承載人所有生命信息的本在的人。生存自然是他所追求的基本人生目標。但是，他似乎還承載著追求健全人的訴求。作為人，正如佛羅姆所說：“這些本能需求的滿足並不使人感到幸福，也不足以使人變得健全。”人要走向健全，不僅僅對於生存物質條件的滿足，而且還有對於人精神情感生命的訴求，對於人之為人的拷問。當然，從文學藝術角度來說，在人的建構中，最易，也是最為重要的一種審視，就是以愛情為內核的情感生命的建構。因為，“隻有一種感情既能滿足人與世界成為一體的需要，同時又不使個人失去他的完整和獨立意識，這就是愛。愛是在保持自我的分離性和完整性的情況下，與自身以外的某個人或某個物的結合。”賈平凹正是在這種建構健全的人的視閾下，來完成劉高興的生存狀態敘事的。也隻有在這一思想視閾下，我們方能理解和接受劉高興式的生存方式和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