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一種生存狀態的別一種敘說(1 / 3)

——讀賈平凹長篇新作《高興》

張華 韓祚

在出版《秦腔》兩年以後,向來勤奮、執著的賈平凹,又為我們奉獻出一部新作《高興》。

這又是怎樣一部作品呢?

賈平凹在完成《高興》四稿後,回歸故裏,對著父親的墳說:“《秦腔》我寫了咱這兒的農民怎樣一步步從土地上走出,現在《高興》又寫了他們走出土地後的城裏生活,我總算寫了……”很顯然,作家在自己這部新作裏,要敘述的是農民離開故土,來到城市後的生存狀態,這種生存狀態正如作者所說的是“別一樣的生活,別一樣的人生”。這種生存狀態既不同於《秦腔》中農民離土的艱難的曆程,也不同於《白夜》中進入城市後涉足於文化界的夜郎式的生活狀態,更不同於《廢都》中城裏人的生存方式。這是一個特殊的,處於社會最下層的,被人們所忽視、歧視、蔑視的拾破爛的群體。那麼對於這樣一個寄居於城市的特殊的群體,作家為讀者敘說了他們怎樣的生存狀態?作家又是怎樣來敘說的呢?這種別樣的生存狀態的別樣的敘說於作家乃至中國當代小說創作又有著怎樣的價值和意義呢?

一、他們:處於城市邊緣地帶的“廢人”

在中國社會曆史轉型的時代背景下,城市化的曆史進程的步伐在加快,在這一曆史的進程中,農村、農民、鄉土文化等等在消失著,這在《秦腔》中已有了非常驚人的突出表現。作為農村的主體,農民是鄉土文化的承載著,農民在失去土地之後,他們的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又怎樣呢?這就是《高興》所揭示的一個基本問題。

農民離開土地,蜂擁到城市,便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構成了一個特殊的群體,農民工這個詞語的出現,就是對這一現象、這一特殊群體的一個非常無奈而又非常籠統的概括。但是同為進城的農民,由於個人生存的能力、機遇等不同,情形也是大相徑庭的,其結果自然也不盡相同。《高興》中的這個群體甚至算不上是農民工,隻能算是離鄉離土來到城市的邊緣地帶、處於自然生存狀態的群體,他們是農民中最為無能的人,也是被社會所無視的“廢人”。拾破爛是他們必然的,也是無奈的選擇。這就構成了他們幾乎與城市隔絕的特殊的生存狀態。

1.拾破爛:最為無奈的一種生存選擇

離開土地走進城市的農民,首先麵臨的問題就是生存問題。要想在城市生活下去,就得有事可做。現代大都市,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大競技場,為生存而進行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甚至殘酷的,就連大學生謀求職業都相當的困難,像高興特別是五富這樣一沒資金融入,二沒技術支撐,三沒城裏有權有勢的人來承攜的鄉下人,來到城市又怎能謀到一個職位呢?隻能做最低下、最被人們所無視的拾破爛者。他們在城市夾縫裏以這種自然生存狀態來維持基本生存底線。應該說高興他們是這眾多的拾破爛群體中的一個典型。

選擇拾破爛謀生是不得已的,也是很無奈的。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但歸總起來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方麵是由他們自身的素養、能力所致;另一方麵也是社會,尤其是城市社會生存法則為他們這樣一個特殊群體預設的生存方式。城市發展法則就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能者發展。城市要求人們去適應生存法則,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城市生存法則在選擇人,而不是農民去選擇城市的生存法則。再一個是我國長期實行二元製經濟結構所致,也是現階段社會轉型時期的迷惑,所反映的社會現象,雖然已經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關注,但是那僅僅是農民工,高興他們還不在關注之內。因此,像高興他們這些無能力的農民隻有幹最苦最累最髒也最容易幹到的活,就是拾破爛。他們如同廢品一樣成為城市的“廢人”。

2.邊緣化處境:被城市所忽略的與未被拒絕掉的生存狀態

不論就城市構成主體,還是就社會結構地域而言,高興們這些以拾破爛為生的人,是無法真正融入這個城市的,他們處於城市的邊緣地帶。高興的居所是在城郊的村莊,那裏不論從社會結構還是文化環境等方麵來說,都不能算做城市裏,而是城市的邊緣區域。他們白天遊走於城市大街小巷,夜晚卻不得不回到城郊的居住地,特別是從社會結構形式與文化環境來說,高興們是遊離於城市社會之外的,他們更無法融入城市的文化語境,他們的行為與言說,都是與城市不相幹的,甚至可以說他們是城市裏的失語者,因為他們無法與城市進行對話與交流。因此,一方麵他們的存在,對於城市及其城市人而言,幾乎可以忽略,誰也不會正視他們的存在,雖然在有垃圾廢品處理時會想到他們,但是於心理上則是拒他們於千裏之外的。另一方麵,由於高興們這種特殊生存方式所致,他們雖然想極力成為城裏人,但最終還是被拒絕的。高興將腎賣給城裏人,總以為城市中有著自己的生命存在,這種象征性的敘說最終的結局也隻能是一種錯位性的幻覺,城市是不會接納他們的。從這種意義上看,高興們於城市的生存是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狀態。所以說,拾破爛處於城市主體社會生存之外,是被城市所忽略的一種生存狀態,目前處於一種自然生存狀態中。

由於我國長期實行的二元製經濟體製,城鄉差別越來越大,貧富的距離也越來越大,貧窮地區的部分生存能力低下的農民進城後隻能靠拾破爛為生,因此,拾破爛又是未被社會尤其是城市拒絕掉的生存狀態。這種邊緣化處境隨著社會城市化規範發展,會逐漸被淘汰的。一旦這種生存狀態消失,那麼失去土地背井離鄉的農民在城市中便沒了生存的來源,首先就會被城市的發展所棄之,接著他們又將被農村棄之。城市的不接納,農村又回不去,其實他們也不想回,這種尷尬的處境隻能使他們在城市之間遊離。所以他們也是遊離於城市的“多餘人”。

3.夢幻與夢幻的破滅

正如前文所說,作品一再敘說劉高興一心想成為城裏人。並且他認為自己就是城市人,由此可以看出,這是他們的一種人生向往,是理想,更是追求的目標,但是他們的理想與目標是與城市不相容的,生存邊緣化的處境,使得他們過的是非農村又非城市化的生活,正如五富的感歎:“我說去縣城打工不來西安打工,這不,西安城裏都是鳳凰就顯得咱是個雞,還是個烏雞,烏到骨頭裏。”說明他們已明顯感到自己與城市的格格不入。城市最終的不接納,他們最終的歸宿在哪裏,是城市還是農村?隻能是農村。因此,他們進城便是一種夢遊式的人生曆程:離開土地——盲目進城——在城中遊離——最終被拒絕——回歸土地——失去土地——在農村遊離。

正如作者談到的:“農民進城打工,是國家的權宜之計,不是唯一的治國之道,它是為了緩解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農村走城市化,或許是很輝煌的前景,但它要走的過程不是十年,二十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必然要犧牲一代、兩代人的利益,但是作為一個人來說,這就了不得了,他們一輩子就犧牲掉了,但是從整個曆史來講,可能過上若幹年,農村就不存在了,但是在中國的實際狀況又不可能。路是對著的,但是具體來講就要犧牲兩代人的利益。這些農民進城來,最後還得回去。”因此,高興他們最終還得回農村去,想成為城裏人的夢幻最終是要破滅的。夢遊式的人生曆程使他們在城市與農村間自生自滅,成為“自然人”、“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