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存在著幫派，存在著權力、壓迫，《高興》中描摹了破爛幫，這一幫派在西安城聲勢之浩大是我們生活在社會中上層的人們無法想象的。當然，幫派的存在在中國是有極深的淵源的，在傳統中國社會的組織中除了家庭和宗族外還有一些結社具有超越親屬關係的社會和經濟功能。由於中國社會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為特征，且家族關係占據著主導地位。這類的結社並不多，但是由於結社能夠為一部分人提供在家庭體係內難以得到滿足的那些需要，故而結社在中國社會中還是具有某種功能性地位的。《高興》中的破爛幫就是一個非血緣關係，而是以職業形成的幫派，存在著嚴密的體製和管理——這是中國農民進城後謀求生存而結成的一種團體。作者在文本中寫道：“可以說，現在的我是長知識了，原來拾破爛已經形成西安城裏的一個階層了。這個階層人員複雜，但都是各地來的農民，分散住在東西南北的城鄉接合部，雖無嚴密組織卻有成套行規，形成了各自的地盤和地盤上的五等人事。……”
從以上闡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賈平凹在《高興》中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全景式豐富、多層麵的民間社會，在這一社會領域裏有下層農民工艱難的生存圖景，也有他們不甘繼續蟄居底層的抗爭，更值得一提的是，這裏民間的獨特性不僅僅是簡單的原生態、自然的民間，也不僅僅是純粹粗鄙的民間，更是一個充滿魅性和藝術感染力的民間。
二、魅性
“魅”這一概念本是馬克斯·韋伯提出來的概念，韋伯所提及的魅性是針對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理性的萌生而言的，在韋氏看來，現代社會就是一個理性的世界、文化行為的理性化就是世界的“祛魅”過程，即世俗化過程。“祛魅”表明宗教世界觀的瓦解，它所帶來的結果是科學文化的發展與普及，以及相應的對蒙昧的掃除和對神秘主義的破除。人們不必再像相信某種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蠻人那樣，為了控製或祈求神靈而求助於魔法。這一理性化亦即世界祛魅的結果，意味著這樣的認識或信念：“隻要人們想知道，他任何時候都能夠知道；從原則上說，再也沒有什麼神秘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世界的祛魅的結果是它的世俗化，世界原本的宗教圖景，已失去它的神聖的光環。然而，世界祛魅之後，當科學理性籠罩人類之後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呢？祛魅對於個人自覺、社會自覺、曆史自覺是有好處的，功不可沒的，但是對於文學來講，祛魅本身就是一種傷害，所以在啟蒙落潮後出現了反彈——返魅，這表現在20世紀中前期開始的鄉土文學的悄然轉化中。在我看來，賈氏《高興》裏描畫的民間社會的眾生態是個充盈魅性張力的世界。他為我們勾畫了一個民間組織——破爛幫，而且別出心裁地設想了一個“拾破爛”行當的祖師爺——劉備，這本身就是中國民間宗教中隱含的行業保護神。文本裏寫道：“禿子說你咋這麼好？我說看在劉備的麵子，禿子問劉備是誰？我說三國劉備你不知道嗎？其實我說劉備是神來之筆，因為各行各業都有各行各業的神，木匠敬魯班，藥鋪裏敬孫思邈，小偷敬思遷，妓院敬豬八戒，我突然想到劉備買過草鞋收過破爛，劉備應該是我們這一行當的祖師爺吧。我說：劉備是咱收破爛的神麼！”在賈氏的思想裏這種民間宗教儀式非常濃鬱，行業神崇拜除了能夠加強人們對具有危險性、不確定性的工作和職業充滿信心與樂觀之外，還能起著整合有組織的職業團夥的作用，在賈氏的作品中始終彌漫著這種魅的氣息，這是和現代的科學主義相反的東西，也正是賈氏作品獨具魅力的所在，返魅使賈氏的作品充溢神秘莫測的力量，透顯著驚神泣鬼的藝術魅力，使其作品浸潤鬼氣，這種鬼氣恰恰就是他的魅性也是他的魅力，在《高興》中他向讀者傾吐的是民間生存樣態的靈動、鮮活。在賈氏的思想深處始終相信萬物有靈，充斥著對世界的敬畏，對未可知世界的敬畏，這就是科學無法解釋的生命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那種魅性的關聯，甚至包括那種被人們看做迷信的荒誕的民間禮俗文化，多種的豐富的民間禮俗文化、風俗文化、心理文化，把它看做一種民族的常綠的童心，而美國的學者本尼迪克特把它看做一個民族的精魂，丟掉這個民族的內聚力、生命力，內在的文化傳統就會消失。所以說，文學是一種魅性的產物，是一種生命魅性的產物。《高興》中非常強調這一點，整部作品彌漫的就是萬物有靈，充滿魅性。劉高興進城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將一顆腎賣給了城裏，腎在呼喚他，“兩間房算啥呀，如果兩間房把我拴在清風鎮，那兩間房是棺材，也就在那一刻，我意識到了去西安已經是板上釘釘了，或者說，腎在西安呼喚我，我必須去西安。”劉高興去西安的原因就在於一種生命的感悟，同樣進城後為自己重新命名也是中國民間宗教的一種符咒應驗的意識。高興相信抑或賈平凹相信：名字如同寫符，念名字猶如念咒。“世上總有一些神秘的東西，而瘦猴卻總是嘲笑我們商州人迷信神神道道，他哪裏曉得生火有藍焰，珠玉有寶光，在高山上拉屎怎麼就立即有蒼蠅出現，清風鎮要死人了，前半個月必然就應必然有貓頭鷹夜夜啼哭。”當然像這樣強調心靈感應，講求萬物有靈在《高興》文本中舉不勝舉，譬如：拾破爛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拾到破爛常常會成雙成對，一個皮夾引來另一個皮夾，一雙皮鞋可以引來劉高興心儀已久的女人孟夷純，小鳥叫就能盼來孟夷純。還有“如果我命裏注定要碰上你，這鞋就一定合你的腳！我給她腳上穿，天神竟然不大不小”。這裏不是巧合而是冥冥中神秘力量的招引，或者可以解釋為天命。眾所周知，中國政治生活中的許多宗教都源於“天”這一基本影響和附屬於天的眾神體係。孟夷純能穿上劉高興房中擺放已久的女式高跟皮鞋，就說明天命裏二人是有緣分的。甚至在孟夷純出事的時候作品也在彰顯神秘力量的存在，“孟夷純穿過的那雙鞋一隻落在了地上，一隻落在了牆根的蘭草碗裏，鞋濕了，蘭草碗也翻了，這都是預兆，不祥的預兆！”
當然，這種魅性在許多人眼中或者從科學主義立場看，是迷信，但是從文學視閾，人文角度這種鬼魅正是文學的東西，文學應該是生命魅性的產物，它關注的是對於生命，對於自然宇宙、曆史、未可知對象的敬畏與看重。在賈氏的作品中，我們感到的正是這種人文文化的一種特性，這種文化特性具有感性特征，靠通悟而達致對話，它是文學的，文學本身就是充滿靈性，富有感性的，拋棄這種東西，也就是拋棄了文學的本質，所以魯迅的《破惡聲論》裏提到“夫人在兩間，若知識混沌，思慮簡陋，斯無論已，倘其不安物質之生活，則自必有形上之需求”。個體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暫的、相對的，而宇宙的時空間則是無限的、永恒的、絕對的，一個有探索、追尋意識的人，絕不可能不想超越有限的生存現狀而趨於無限的神性界域。而當精神性的超越意識被喚醒之後，尋求靈魂的皈依——信仰、宗教、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態。
中國人敬崇萬物，敬奉天地，視一花一木、一砂一石皆有奧秘。這點賈氏與傳統是相通的，《高興》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幅充滿靈性魅性的民間眾生圖。從表層看作者的寫作筆法是越來越樸拙、自然了，沒有精雕細琢的痕跡了，對鄉土、民俗的現實都融入故事之中，是一種鹽融入水的藝術味道，趙樹理筆下那種土的掉渣的創作狀態在《高興》這部小說中越來越鮮明，但是作品的精神卻是靈動的，從這點上講，賈平凹既不同於自然主義也不等同於新寫實主義，因為在自然主義立場上，人的價值取向並沒有發生變化，站在現時政治立場看問題偏偏回避現實政治，其精神萎縮的結局可想而知。新寫實小說朝這一方向發展不久便告消沉，而另一去向卻能悄悄發展開去，那就是朝民間的去向，賈平凹的民間書寫沒有朝實錄粗俗原始的生活方式演化，而是更多的彰顯魅性、人性的關懷，個體的感受。當然了，作家是寫一個農民工的精神世界——即在苦難的人生中竭盡全力保持快樂、高興的精神狀態，這就使他的創作既有別於自然主義的創作又不同新寫實的粗鄙，民間魅性世界是賈平凹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