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的小說
王德威
八百裏秦川黃土飛揚，三千萬人民吼叫秦腔。
第一屆世界華語長篇小說創作大獎——紅樓夢獎——頒給了陝西作家賈平凹（1952-）的《秦腔》（2005）。這本小說借陝西地方戲曲秦腔的沒落，寫出當代中國鄉土文化的瓦解，以及民間倫理、經濟關係的劇變。全書細膩寫實而又充滿想象力，能夠脫穎而出，不是偶然。
鄉土文學一向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大宗，曆來傑出的作品比比皆是。賈平凹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以一種“聲音”的消失作為小說主題，既投射對故鄉音樂戲曲文化的追念，也不乏對本身敘事風格的反省。秦腔也稱知己彈，是中國最古老的劇種之一，千百年來流行於西北陝、甘、寧等地。秦腔唱腔高亢激昂、充滿豪放原始的特色，故有“吼秦腔”之稱。曾幾何時，賈平凹筆下陝甘大地的慷慨高歌不可複聞，取而代之的是抑壓猥瑣的嗚咽，若斷若續，終至滅絕。
然而賈平凹憑《秦腔》獲獎，與其說是實至名歸，不如說是遲遲而來的肯定。在我看來，十三年前的《廢都》（1993）早已為《秦腔》鋪下了脈絡，也才是後社會主義中國具有預言與寓言意義前的第一本作品。《廢都》寫的是當代西安城糜爛至極的聲聲色色，與《秦腔》的故事背景大不相同。但在是哀悼一種文明傳統的破敗，一種日常生活形式的背叛上，那股頹廢無狀的“腔”已經形成。《廢都》曾經轟動一時，賣點來自小說裏的色欲描寫以及墮落風情。小說因此遭到查禁，卻也迅速成為地下經典，風風雨雨，反而坐實了賈平凹借廢都所投射的種種怪現狀。
讀者已指出《秦腔》的場景雖然移到了鄉村，其實延續了《廢都》的要旨，不妨稱為《廢鄉》。這城與鄉之間的差異雖大，但賈平凹有意以此形成動線，勾勒世紀之交“八百裏秦川”的興與亡紀事，也為中國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出尖銳觀察。他這十幾年來的創作道路走得辛苦，感慨自在其中。他為故鄉人事所譜出的秦腔是悼亡的腔，也是招魂的腔。他的敘事，用魯迅的話來說，是“為了忘卻的記念”。
一
1972年，19歲的賈平凹第一次來到西安。這座古城比不上沿海都市的風華，但是對年輕的賈平凹而言，即使是雨天城裏人撐的各色雨傘都讓他驚奇，何況隨處可見的古跡文物。賈平凹出身陝西南部丹鳳縣棣花鄉，這裏是先秦商州故地，山水雖美，但因地形閉塞，一直維持傳統農作形式。賈平凹的父親任中學教師，是地方上的知識分子，但生活在這樣環境裏的人誰不上山下地？賈平凹始終認為“我是農民”。
這位來到西安城裏的“農民”身量矮小，張口一嘴鄉音，並不能習慣城裏的生活。但就像半個世紀以來由湘西來到北京的“鄉下人”沈從文一樣，賈平凹終將以一篇篇書寫故鄉的作品，建立起他在城裏的地位。這又是一則鄉土作家的典型故事了：因為離鄉背井，作家反而能超越在地經驗，將家鄉的一切幻化成有悲有喜的文字，一遣自己和（城市）讀者“想象中的鄉愁”。1983年，賈平凹憑《商州初錄》係列小說帶來創作事業的突破。他運用散文形式串聯商州人事風景，輕描淡寫，反而寄托無限深情。以後數年，他又以傳統話本風格敘述鄉野傳奇，像《人極》（1986）、《白朗》（1989）、《五魁》（1991）等，務以絢麗奇詭為能事。這正是尋根文學的年代，賈平凹自然趁勢成為西北鄉土的代言人。1987年推出的首部長篇《商州》算是對這段時期創作心得的總結。
但賈平凹此時的作品尚不能樹立個人特色。他的敘事一方麵透露沈從文、廢石等的抒情視野，一方麵也承襲了陝西前輩作家如柳青等的民間講唱風格。而他對變遷中的城鄉關係念茲在茲，以致不乏說教氣息。長篇《浮躁》（1988）就是一個例子；雖然曾經得到好評，其實可以歸為張煒《古船》一類的大型鄉村曆史演義。
賈平凹的蛻變始於1993年的《廢都》。這部小說是賈平凹第一次以西安為背景的作品。來到西安二十年了，作家要用什麼樣的文字打造這座城市的身世？就在創作《廢都》的同時，賈平凹寫下了散文《西安這座城》。西安位處關中平原，八水環繞，曾是十三個王朝的帝都。相對於漢唐盛世，今天的西安隻能成為廢都。即使如此，這座城市魅力無窮，不隻可見於各代文物遺址，也可見於饒有古風的日常生活。西安的人質樸大方，悲喜分明，活脫是來自秦磚漢瓦的造像，甚至一草一木也都有它的看頭。西安城宜古宜今，“永遠是中國文化魂魄的所在地了”。
然而懷著這樣的西安印象，賈平凹寫出的《廢都》卻要讓讀者吃驚。小說裏的西京固然曾是塊風水寶地，時至今日早早是五方雜處、怪力知己神的所在，在這座灰暗沉悶的廢都裏，楊貴刀墳上的土滋長出花妖，青天白日裏出現了四個太陽。異象蔓延，西京人卻也見怪不怪，而一群好色男女正在陷入無窮無盡的迷魂陣中。故事主人莊之蝶是西京文化名人，周旋五個女人之間，又卷入數樁沒頭沒腦的官司。他的墮落不知伊於胡底，最後身敗名裂，逃離西京時昏死在火車站裏。其時“古都文化節”正在展開。
莊之蝶的風流情史隻是《廢都》的主幹，由此延伸的所謂西京四大名人，還有莊的妻子情婦等各自發展出故事支線，著實可觀。《金瓶梅》的影像在在可見，《紅樓夢》、《儒林外史》的印記也不難發現。這本小說引起空前震撼的主因是它的色情描寫。賈平凹寫偷情縱欲，對一個標榜禁欲無欲的社會已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繼而他又套用傳統“潔本”豔情小說的修辭，每在緊要關頭代以“。。。。。。（作者刪去××字）”字樣，如此欲蓋彌彰，調侃了讀者，也調侃了他們身處的閱讀環境。
果然《廢都》一出，全民趨之若鶩，學界及官方則必撻之伐之而後快。兩種歇斯底裏的反應，撞擊出超過一千萬冊（正版加盜版）的印量，這足以顯示一種“欲望”消費與壓抑的兩端，以及欲望流竄、炒作、變形的必然。賈平凹玩弄玩弄前現代的情色修辭學，欲招引出現代的眾聲喧嘩，應是始料未及；他也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引領了中國世紀末風潮。
有關《廢都》的各種批評，曾經蔚為大觀，西安的形象仿佛也受到波及。但小說創作者從來不必是道德君子，更不必是都市計劃家。巴爾紮克（Honore de Balzac）的巴黎，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倫敦，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 Fyodor）的聖彼得堡，卡夫卡（Franz Kafka）的布拉格，喬伊斯（James Joyce）的都柏林，甚至老舍的北京都不以樣板市容取勝，而不妨看做是不同的“廢都”投影。如此，西安可以成為賈平凹巨大的心靈舞台，供他擺弄各色人物，演出有關城市的故事。
這就讓我們再思“廢都”的廢。賈平凹自謂西安今非昔比，失去了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位置，沉浸在“曆史的古意，表現的是一種東方的神秘，囫圇圇是一個舊的文物，”“由此產生一種自卑性的自尊、一種無奈性的放逐和一種尷尬性的焦慮”。據此就有關《廢都》國族的、文化的、性別意義的討論，已經多有所見。但這些議論多半仍在小說明白的象征體係裏打轉，正反意見其實都墮入賈平凹所稱自卑和自尊、放逐和焦慮的循環，因此不能開出新意。
我曾在他處論及90年代的中文文學不論域內域外，呈現兩種走勢：一為廢墟意識，一為狎邪風潮。前者由人文建構的崩散，見證曆史流變的殘暴，後者則誇張情大欲海的變貌，慨歎或耽溺色身的誘惑。兩種征候看似互不相屬，卻點出世紀末文明及身體意識的兩端。在台灣，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1990）和李昂的《迷園》（1990）首開其端，而朱的《荒人手記》（1994）“航向色情烏托邦”的同誌傳奇更做出精彩演繹。政治解散，文化解構，身體解禁；世紀末的台北韶華盛極，反而讓居住其中的子民有了大廢不起的姿態。之後的朱天心的《古都》（1997）、吳繼文的《天河撩亂》（1998）、舞鶴的《餘生》（1998）、駱以軍的《月球姓氏》（2001），都延續這一命題，做出各自表述。在香港，施叔青以《香港三部曲》（1992-1997）寫盡殖民地的一晌繁華，黃碧雲則以《失城》（1995）的意象，凸顯大限之前東方之珠無邊的恐怖和荒涼。
是在這樣的語境裏，《廢都》在中國的出現才更令人深思。它其實不是偶發現象：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1990）就是個有關前朝廢帝的狂想曲，而王安憶的《長恨歌》（1996）以上海興衰為背景，也講了個廢都式的故事。但沒有人比賈平凹更無所顧忌。曆經半個世紀的革命啟蒙，新中國政經一體，務實致“用”，力求人人成為曆史機器的螺絲釘。賈平凹反其道而行，提出“廢”學，自然引人側目。
多年以前賈平凹就分析自己的性格為“黏液質、抑壓質”。因為性格和環境使然，他每每自慚形穢，退縮到封閉的世界，久而久之，發展了一套獨特的人生看法。這套看法不妨就是“廢”字的根底。賈平凹的“廢”指的是百無一用的廢，絕聖棄智的廢，自暴自棄的廢，也是種事增華的廢。以無用對有用，這和我們所熟悉的中國現代性願景——從主體的確立到家園的建設——恰恰相反。那泛濫在字裏行間的色情描寫不過是最初的端倪；而在後天安門事件曆史情境下，它的顛覆力量更呼之欲出。賈平凹在千夫所指之下，仍然堅稱《廢都》是本“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靈魂”的書，可見用心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