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遊擊戰爭》，方方著，光華叢刊之十九，香港新中國書局1949年4月初版，32開，91頁，約六萬字。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後，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項英、陳毅、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方方等率領中央機關人員、部分紅軍和傷病員16000餘人，堅持原地鬥爭。他們在極端險惡、異常艱苦的條件下，同各地黨的組織和群眾武裝一起，采取靈活機動的遊擊戰術和巧妙的鬥爭策略，同“圍剿”他們的強大敵人展開殊死的較量，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主力紅軍的勝利長征，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留守紅軍這種為勞苦大眾的解放而前赴後繼，流血犧牲的業績卻鮮為人知。
新中國成立前，最早向世人介紹南方遊擊戰的是方方同誌。他是廣東普寧人，又名方思瓊。1925年參加革命，紅軍長征前夕，任福建軍區第九團政治委員兼軍政委員會主席。紅軍長征後，奉命留守閩西南堅持鬥爭。曾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兼第一軍分區政治委員，參與領導閩西艱苦的三年遊擊戰爭。
西安事變後的1937年4月，堅持敵後鬥爭的閩西軍政委員會主席張鼎承、軍事部長譚震林，從報紙上得知中央紅軍已經到達陝北，委派方思瓊，赴延安向中央報告工作。方思瓊幾經周折，於6月9日到達延安，使急於得到中央蘇區消息的中央各負責同誌十分高興。毛澤東、朱德、博古、洛甫等都認真聽取了閩西堅持鬥爭的情況。方思瓊在延安期間，先後向中央政治局、黨校、抗大作了三年遊擊戰情況的報告，參觀了陝北邊區建設的情況。方思瓊在得到中央對閩浙贛根據地今後如何開展工作的指示後，於8月初離開延安返回閩西。解放戰爭時期，方方在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書記時，用筆名“野草”將當年閩西南地區開展遊擊戰的史實，以連載的形式，率先在香港《正報》上刊發，然後結集於1949年4月由新中國書局以“光華叢刊之十九”正式出版。
該書封麵右側為郭沫若題寫的《三年遊擊戰》書名，封麵下方為一農民趕牛車的木刻圖案。扉頁是一幅16開的閩西南遊擊戰爭圖。作者以“到敵人後方去”、“退出永安”、“建立根據地”、“黨內思想鬥爭”、“被迫轉移”、“統一指揮係統”、“朱森叛變”、“重建根據地”、“空城計打破敵人的進攻”、“三年中最苦的一頁”、“春風吹又生”、“全部度過了苦難”、“短命的西南事變”、“粉碎廣東軍閥的進攻”、“到延安去”、“改編二支隊，出發抗日前線”等內容，翔實地記述了閩西南紅軍堅持三年遊擊戰的甘苦和寶貴的經驗教訓，記述了國民黨“圍剿”蘇區軍民的殘暴，重現了處在劣勢下的紅軍將士和根據地群眾同生死共患難，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曆程，其中許多傳奇故事和感人的事跡催人淚下。
1948年9月，郭沫若在該書的《序》中這樣寫道：本書的作者在《後記》裏麵，對於三年遊擊戰本身的讚揚有著這樣的一句話，“三年遊擊戰爭，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是和二萬五千裏長征同樣的輝煌昭亮，表示工農階級的子弟不可屈服，同樣的在抗日階級以及當前的愛國民主革命階段，發揮了中華民族優秀子弟的豐功偉績，是不可磨泯的一頁。”但這一句話，毫無疑問，是可以直接移用來作為本書的評價的。郭沫若還寫道：“當它在《正報》連載的時候，我和其他的朋友們一樣每期都貪讀著……我們從這裏不僅可以領略到英勇的兄弟們在艱苦作戰的三年之中的甘苦，從中吸取種種極可寶貴的教訓，而且還可以知道，後來的新四軍之所以英勇善戰，與八路軍不愧是難兄難弟的，是經受了長久的鐵火鍛煉而來，決不是偶然的事。”同時，郭沫若呼籲拿筆杆的人，要向本書的作者學習，為創造曆史的人們作好忠實的記錄，否則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很大損失，是中國文化工作者的很大罪過。希望大家“讀了這本書，你才能了解新四軍和八路軍，讀了這本書，你才更能了解工農階級子弟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的豐功偉績，的確是革命鬥爭史上不可磨泯的一頁。”
所以，筆者認為，堅持南方三年遊擊戰的紅軍將士浴血奮戰的事跡，與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史實一樣偉大而輝煌，他們的業績也將永遠載入史冊。《三年遊擊戰》是一部新四軍前身奮鬥史的縮影，也是一部珍貴的革命史實和愛國主義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