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記》，紅軍將士集體創作，總政治部宣傳部1942年11月，馬蘭紙印製，上、下冊，32開，共412頁。
（一）
這套《紅軍長征記》，實際上是一本親曆長征的回憶錄，而回憶錄的由來，據編者說，最早始於1936年春天，當時的計劃是預備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個人的日記，由幾個人負責寫。但當時被指定寫的人忙於其他事情，無暇顧及，一直拖到7月底。而恰在此時，第一個進入陝北的美國記者斯諾采訪了許多紅軍將士，他十分驚歎紅軍長征的壯舉。在采訪中斯諾可能向中共領導人提議：在國際國內應該廣泛宣傳長征和紅軍，以此為紅軍抗日進行募捐。這促使中共中央和紅軍總政治部把原來的編寫計劃，改變為由親曆長征的人集體創作。
1936年8月5日，時任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和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向長征參加者發出征稿信：“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曆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幹片斷。文字隻求精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同時，又向各部隊發出電報，規定了征文的內容、形式和截止時間，要求“於九月五日以前彙交總政治部”，強調“事關重要，切勿忽視”。
征稿活動，得到廣大紅軍將士的積極響應。稿件源源不斷地送到總政治部宣傳部。1936年8月，斯諾在紅一軍團部駐地預旺堡采訪時，就曾翻閱了紅一軍團正在編寫的長征稿件。斯諾回到北京，1937年1月21日，在北京協和教會，作《共黨與西北》的報告中就這樣說：“他們的長征，這段曆史是太偉大了，我不能用幾句話來敘述它。共產黨中有幾十個人合寫了一部三十餘萬字的長征記，但是還沒有敘述完全……”
到10月底，總政治部已收到稿件200篇以上，約50餘萬字。寫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紅軍中從事文化工作的“知識分子”，其餘則是“桓桓武夫”和參加紅軍才開始學寫字的人寫的。這些回憶文稿是親曆長征者，在長征勝利僅數月，途經之事，曆曆在目的情況下，以樸實無華的語言，描述了紅軍浴血奮戰、斬關奪隘、搶險飛渡、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經曆，篇篇都可以看出紅軍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勇往直前的英雄氣概。為了編好這部書，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親自負責，組成了編輯委員會，親曆長征的成仿吾、剛剛來到延安的丁玲等都參加了文稿的編輯工作。編輯人員經過認真的審定，至1937年2月22日，共編輯選定了董必武、楊成武、耿?、舒同、肖華等40餘人的回憶錄110篇文章、10首紅軍歌曲，附錄有《烏江戰鬥中的英雄》、《安順場戰鬥中的英雄》英雄榜兩張，以及《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地點及裏程一覽表》、《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名山著水關隘封鎖線表》、《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所經過之民族區域》、《紅軍第一軍團長征所處環境》等四張表格，定名為《二萬五千裏》。為了出版和存檔，編輯委員會組織人手，對全部定稿進行謄清複寫。當時究竟謄寫了幾部還待史學界進一步考證。目前能知下落的僅有兩部。其中一部當時留存於延安總政治部，另外一部大約在1937年3月至6月間，經秘密交通送到上海黨組織，準備分別在延安和上海出版。
（二）
《二萬五千裏》謄清稿送達上海後，交由中共上海辦事處主任馮雪峰安排在上海的出版事宜。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急劇變化，書稿的出版被擱置下來。在這期間，除馮雪峰外，很有可能發表《二萬五千裏西引記》的董健吾，編著《從江西到陝北――二萬五千裏長征記――第八路軍紅軍時代的史實》的朱笠夫、趙文華，編寫《第八路軍行軍記――長征時代》的黃峰等人，也曾讀過這部謄清本，並將其中的精華，濃縮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摘錄引用。後來馮雪峰離開上海時，將《二萬五千裏》書稿和其他一些文獻交由謝澹如保管。1962年謝逝世後，其親屬交由上海魯迅紀念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