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的何東昌對此有不同看法，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言人”，因而被迫退出起草小組。
在看到特刊《情況彙編》之後，在9月19日，鄧小平召集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雍文濤、李琦等人進行談話。
鄧小平嚴肅提出：
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
你們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把問題弄清楚，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該自己解決的問題，自己解決。解決不了的，報告中央。
教育方麵的問題成堆，必須理出個頭緒來。現在群眾勁頭起來了，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
鄧小平還明確指示：
招生會議要盡快結束。招生文件繼續修改，盡可能簡化，早點搞出來。辦事要快，不要拖。
同時，鄧小平明確表態，要對“兩個估計”進行批判。
鄧小平說：
1971年姚文元、張春橋定稿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裏，講了所謂“兩個估計”。“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17年培養出來的？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
《紀要》是毛澤東同誌畫了圈的。毛澤東同誌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了。
在談話中，鄧小平說：
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鬥的。
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過去講錯了的，再講一下，改過來。
鄧小平的談話擲地有聲，扭轉乾坤。
在《情況彙編》發出5天後，9月20日，在北京參加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會議的代表得到通知，到教育部大會議室集中，聽文件傳達。文件內容沒有提及。
聽到通知後，穆揚的心裏十分地緊張，心想：“是不是我的那個材料闖了什麼大禍？”穆揚已經感到和自己寫的這個內參有關。
當天，天氣陰冷，還飄灑過一些細雨。人們和天氣一樣，每個人都表情凝重、茫然。
在教育部會議室，主持人傳達了9月19日鄧小平同教育部負責人的談話。
講話一開始，鄧小平說：
最近《人民日報》記者找了6位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同誌座談，寫了一份材料，講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可以看看。
《紀要》是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當時不少人對這個《紀要》有意見。《人民日報》記者寫的這份材料說明了問題的真相。
一聽這話，穆揚的心裏鬆了一口氣。
鄧小平的這次談話成為重要的分水嶺。此後，招生工作會議的整個氛圍為之大變。
在這次招生工作會議上，穆揚起草的全教會材料被傳達到與會代表，並很快流傳開來。
９月25日，招生工作會議結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在這次會議上，討論製訂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以及《關於高等學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見》。
文件規定：
1977年高等學校的招生工作恢複考試，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幹部（年齡可放寬到30周歲）和應屆畢業生，隻要符合條件都可報考。
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的人數約占招生總數的20%至30%。
教育部在“招生意見”中，關於政審條件寫了很多很細，什麼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參加集體勞動……把能想到的都寫上了。
當把這個稿子送給鄧小平時，他看了之後非常不滿，連說了三個“繁瑣”。鄧小平把這一段全刪掉，重新寫了一條。
鄧小平說：
你們起草的招生條件寫得很難懂，太繁瑣。
關於招生的條件，我改了一下。
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曆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
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最後，鄧小平說：
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
在鄧小平講話之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作了檢查，並按鄧小平的指示，迅速地修改“招生意見”，隨後呈報國務院。
10月3日，鄧小平在審閱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的請示報告》之後，致函華國鋒：
此事較急。請審閱後，批印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準。建議近幾日內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連同《紅旗》雜誌關於教育的評論員文章（前已送閱）一並討論。
華國鋒立即批示：
將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誌。
在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文件和《紅旗》雜誌評論員的文章。
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還接見了出席全國招生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
當時，參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教育部學生司有關人員覺得，如果要考試，比方說印卷子、評卷子，總要一部分錢，全靠國家拿也是很困難的。於是就希望報名費能夠定在1塊錢。
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後，指出：
不要增加群眾的負擔，收五毛錢就行了。
10月7日，鄧小平審閱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批示修改後的文件，並批示：
我看可以。華主席、劍英、先念、東興、方毅同誌指示。退教育部辦。
在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決定恢複應屆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恢複考試製度，並主要看本人的表現。
文件規定：
廢除推薦製度，恢複文化考試，實行德、智、體全麵考核，擇優錄取。
規定考生必須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恢複從應屆畢業生中招生。
修改政審標準，貫徹“重在表現”的原則。
嚴格考試製度，抵製和反對營私舞弊、“走後門”等不正之風。
從1977年8月13日開始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是建國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會議，曆時44天。
同時，這次會議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實現了重大的撥亂反正，並決定恢複高校招生統一考試製度。
高考製度的恢複，是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它意味著我國的教育事業從此走上了正規，為廣大的知識分子打開了一扇通往希望和理想的光明之窗。人們奔走相告這一喜訊，很多知識分子激動得流下了喜悅的淚水。同時也給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力的保證。鄧小平參與高考決策
1977年9月5日，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在向鄧小平提交的一份書麵報告中提到：
因為招生涉及到城鄉知識青年和高中應屆畢業生3000萬人，招生辦法又涉及一些方針政策問題，需要考慮周到，以防對當前工農業生產產生不利影響和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引起波動。
9月6日，鄧小平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
招生問題很複雜。據調查，現在北京最好中學的高中畢業生，隻有過去初中一年級的水平（特別是數學），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才能保證質量。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在1977年招生文件中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符合條件的均可報考。錄取比例，應屆高中畢業生占招生總數的20%至30%，絕大多數生源來自社會。
有了這個政策，十年來積壓的廣大社會知識青年才有了上大學的機會。
本來恢複高考的特定含義，主要指恢複應屆高中畢業生招生考試製度。所以，最初鄧小平拍板決策恢複高考時說：
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
但是，十年積壓的數千萬社會知識青年怎麼辦？他們應該占多大的錄取比例？這是個政策問題。
對社會知識青年考大學的政策，鄧小平想得十分周到。鄧小平在聽到有人建議把過去招生的16字方針改為“自願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時，鄧小平就說：
你的十六字比較好，但第二句有點問題，比如考生很好，要報考，隊裏不同意，或者領導脾氣壞些，不同意報考怎麼辦？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這一句。
因此，在確定的招生方針中就取消了“單位同意”這一條。
在放寬招生年齡、婚姻限製，為老三屆學生，特別是大齡下鄉青年上大學製定特殊政策。
在1977年的招生文件中，規定：
考生年齡在二十歲左右，不超過二十五周歲，未婚。
這個規定對老三屆高中學生，特別是1966、1967兩屆高中畢業生來說，無異於下了一道“禁客令”。因為此時，這兩屆的學生大多已經30歲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
對於這一批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群體，鄧小平十分珍視。
早在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在同王震、鄧力群的談話中就明確提出：
為了應急，應付現在青黃不接的狀況，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高中畢業的學生中采取自願報名、嚴格考試、硬性抽調吸收進大學的辦法，培養一批人才，這種意見好。
在科教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談到下鄉知識青年的報考問題，指出：
千方百計把他們招回來上大學或當研究生。不要定什麼名額，這樣的人有多少就選多少，可以在名額之外。
正是在鄧小平的關懷下，高考破例為大齡知識青年開了綠燈。
在1977年的招生文件中特別規定：
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三十歲，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兩屆高中畢業生）。
在恢複高考的政策中，還有一條特殊規定：
大齡青年，工齡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帶工資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