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評卷工作集中到省會的幾所重點高校進行、每個學校承擔不同學科的評卷任務，評卷教師集中食宿，封閉式地進行評卷工作、每個評卷點在評卷前，對每袋試卷都作密封處理，評卷教師不知道他所評的試卷是哪個地市和哪個考場的，更無法查證是哪位考生的。
這些措施在以後的工作中雖有些變化，但基本做法沒有大的變動，實踐證明是可行的、有效的。
統計考生的成績是打算盤，因為當時連買計算器的錢都沒有。考生各科成績的合成以及各分數段人數，全部由人工完成。
在實踐中，大家發明了許多行之有效的辦法。統分分成若幹個統計小組，每個統分小組由十幾個人組成、采取分科分人唱分的辦法，把一個考場的各科試卷集中起來，每兩個人負責一科，兩個人負責打算盤統計成績，兩個記錄員往統計表上填寫各科成績，按照表格上各科排列順序逐科往下唱讀，一個人讀另外一個人監督，同時填寫兩份成績統計表。各科讀完以後，兩個打算盤的分別讀出總分。
若總分數據一致，就記錄下該生的總成績，若不一致再重新複查。
就這樣，十幾個人一個組，在7月的高溫下，個個汗流浹背。統分一律要求由男同誌參加，因為在當時的工作條件下，男同誌參加統分不僅工作方便，還有力氣搬運裝答卷的箱子。
1978年的高考，對於江蘇省來說，是招考曆史上最難翻越的一座山。
時任江蘇省招生辦主任劉炳貴說，由於規模特別大，時間特別緊，招生部門在試卷印製、考試組織、閱卷、登分等方麵的工作壓力都非常大。
在南京組織核登分工作時，正值盛夏時節，南京又屬於全國三大“火爐”之一。租住的賓館不僅沒有空調，連普通的電扇都不多，不少南京的同誌主動從家裏搬來電扇，賓館也組織購買大量的冰塊來降溫。
由於算盤不夠，省招生辦要求前來參加工作的教師自帶算盤。
為保證核登分工作的順利進行，不得不采用人海戰術，從全省各地總共抽調了近300名高中教師，以3人為一個小組，一人唱分，一人登分，一人監分，一張卷子一張卷子地“過堂”。
在賓館狹小的房間裏，很多人穿著背心圍坐在成堆的卷子裏，一邊看著卷子打著算盤，登記著分數，一邊不時地扇著扇子，用毛巾擦著汗，房間裏一片算盤珠擊打發出的“劈啪”聲。
這期間，有老師因天氣炎熱持續奮戰，突然暈倒的。有老師家裏親人病故，卻仍堅守崗位的。大家就像是一個上緊發條的鬧鍾，不知疲倦地連續奮戰，保質保量、按時地完成所有卷子的登統工作，保證了錄取工作的順利進行。
在當時的條件下，高考工作人員能夠如此高效率地完成招生考試各項任務，最根本的動力就是來源於對教育事業的熱愛，來源於對恢複高考的喜悅。正是憑借這股精神力量，他們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圓滿地完成了1978年曆史上最大規模的高考任務。特殊學生走進校園
1978年3月15日，河北師範大學各係樓前、校園南路上的人群正編織著方隊，準備參加恢複高考後第一屆大學生的開學典禮。
其中，有一支隊伍特別引人注目：個個都30歲左右的年紀，成熟的眼神中卻難以掩飾內心的喜悅。乍一看，還以為這是青年教師的隊伍。可他們所站的位置和手提馬紮的樣子，讓周圍的人們不由得指指點點：“看，老頭班。”
一聽這話，隊伍中有個女生很不高興地說：“什麼老頭班，還有我們呢！”
“那就是老頭、老婆混合班！”周圍一片善意的笑聲。
當弄清楚他們是六六屆、六七屆高中畢業生組成的數學係七七級1班時，不時有人鼓掌，向他們表示祝賀。
雖然恢複高考特別注意招收了少部分當時被耽誤的六六、六七屆高中畢業生，但將這些人單獨編在一個班，全國絕無僅有。
這些人考試分數都很高，但擔心他們年齡和負擔影響學習，所以招生辦錄取時，很慎重也很挑剔，考慮教師隊伍在原來嚴重受損，便特意把他們招收到師範院校。
這個班共有52名學生，包括兩名為西藏代培的。農村來的同學居多，還有8名女生，其中2名分別是當年天津下鄉和支邊的未婚知青。
對於“三十而立”的人來說，每一位同學都有一段不尋常的故事。
準媽媽徐玲是在下班路上聽到恢複高考消息的，當時她已懷孕待產，預產期就在考試的前半個月。
考試上大學，她當然非常興奮，但是她也擔憂：孩子若按時出生則需要休息，恢複身體。若孩子晚出生，正好趕上考試那可就麻煩了，來之不易的機會就要泡湯。尤其是孩子出生後要看管照料，如何上學念書？
但是，母親的支持打消了徐玲的顧慮：“隻要你有誌氣有能力，媽媽就給你看孩子。”
徐玲一高興就有了主意。時值隆冬，天氣寒冷，經過每天早晚的上千米跑步，孩子終於準時出世了。
從城南到城北考場，有好長一段路，考前一場大雪又使得道路格外難行。徐玲裹著厚厚的大衣抵擋風寒，一大早，愛人用自行車馱著她趕往考場。
坐月子的考生徐玲也引來招生辦同誌的特別關注，當時沒有暖氣，就特意在她旁邊生一火爐。
開學後，徐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醫生，用中藥把旺盛的奶水斷掉。學期中間她沒回過家，等兒子會說話時，竟然叫她阿姨，徐玲的心裏真不是個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