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誌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的道路上經曆了三次曆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這是對百年曆史的客觀回顧和科學評價。孫中山作為第一位站在時代前列的曆史巨人，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其偉大的曆史功績世人皆知，不需重述。今天，在舉國上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麵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偉大背景下，回顧這位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驅的鬥爭和實踐曆程，尤其是探究其豐富的經濟思想，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與其對中國革命的開拓和創造性貢獻一樣，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經濟學”一詞的首創人。其博大的經濟理論涵蓋麵很廣，民生主義就是其經濟思想的核心，包括土地、資本、實業、教育、人口等諸多方麵。這些經濟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出世前近代最重要的經濟思想遺產，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鼓舞和借鑒意義。
誠然，可供我們今天認真研究和借鑒的孫中山經濟思想有許多方麵，但筆者認為，其利用外資、技術和人才以興辦實業、致富圖強的構想和實踐乃是其中最突出的方麵。
一
孫中山的利用外資思想有其顯著的時代特征。其典型表現是立足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注重解決好這樣幾種關係：其一，要解決好中國貧窮落後的現實與謀求高速度發展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在經濟落後、民窮財竭的中國，要實現“實業救國”的宏偉計劃，第一要解決的便是利用外資問題。因為，一方麵，中國根本沒有大規模經濟建設所必需的資本和技術，另一方麵，中國的經濟發展又不能老牛拉破車，慢慢來。他鑒於美國人民篳路籃縷、慘淡經營、曆時百年而雄踞世界第一富強之國的經驗，又看到日本以最小、最窮、最弱之國，自明治維新四十年間一躍而躋身列強之林的事實，得出結論：“美洲之發達，南美阿根廷、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頁）在他看來大規模的借外債興實業而致富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能。甚至是中國經濟迅速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一條捷徑。正如他在《建設之兩大任務》一文中指出的“款既籌不出，時又等不及，我們就要用此開放主義，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物質上文明，外國費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結果。我們采來就用，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總理全集》第二集，第145頁）為了更能說明問題，他還打了一個生動的比方：當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真是曆盡千辛萬苦、千難萬險，為今天直抵美洲縮短路程創造了條件，人們再不必步其後塵，另尋路徑；他還駁斥那種拒絕利用外資、外才的意見，認為是“孤立自大，閉關自守”的迂腐之見，是“荒島孤人”的思想。他的目的就是要迎頭趕上當代的經濟發展水平，實現當時條件下的國民經濟現代化。他甚至這樣說：“蓋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所1956年版，第338頁）“我們要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4頁）。
其二，要解決好利用外資與經濟、政治之間的關係。在利用外國資本、技術的過程中，怎樣處理同外國的經濟、政治關係，才不致遭受外國資本過重的剝削，不致損害國家的主權？這是孫中山先生深入思考並予以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他汲取清政府開門揖盜，引狼入室，不惜以關稅、厘金為代價的奴役性外債的深刻教訓，從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出發，主張“惟止可利用其資本人才，而主權萬不可授之於外人”（《總理全集》第二集，第280頁）。為此，他提出了更為具體的原則：一是借債必須分別向幾個國家進行，不能集中於一個國家；二是可以按照借債合同雇傭外籍人員，此等人員必須照合同規定履行義務，合同期滿時留用與否由我國決定，不得苛求勒索。三是必須有利之圖以吸外資，以免不利於償還；四是從事經辦外債人員必須具備有關的知識，才不致受到外國資本家蒙騙；五是應采取“純粹商業性質的辦法”，即與外國資本或公司商借，不要通過外國政府商借，以“杜絕外來之幹涉”——這些原則規定充分顯示了孫中山堅決維護民族利益的愛國主義立場，也反映了孫中山對帝國主義認識的進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