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籌建過程
●葉劍英元帥焦慮而又懇切地說：“南生啊，我們的家鄉很窮嗬，你們有什麼辦法沒有？”
●王全國自信地說：“具有五千五百萬人的廣東，難道趕不上一個台灣，趕不上一個南朝鮮……”
●女秘書環顧了一下四周，才說：“我怕您被抓起來。”
● 籌建過程
共和國故事·百載商埠吳南生請求在汕頭改革
1979年新年伊始，神州大地，雖然嚴寒還沒有完全消退，然而，人們已經感到春天來了。
就在不久前，在北京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
於是，伴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神州大地開始複蘇了。
就在此時，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開始前往汕頭等地，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精神。
到達汕頭後，進入吳南生眼簾的除了貧困和落後，便是在破敗的街道上四處漫溢著散發著臭氣的糞便。
汕頭是吳南生的老家，當他手裏拿著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來到這裏的時候，這位十幾歲就參加革命的省委書記，卻對眼前的一切感到空前的震動了。
吳南生迷惑了，他質問自己，同時也質問中共汕頭地委的領導們：“我們當年豁著性命扛起槍杆鬧革命，可不是為了換取眼前的這樣一幅江山啊！”
是啊，在吳南生的記憶裏，汕頭作為“嶺東門戶，華南要衝”，本應該是一個商業繁華的商埠，因為汕頭的繁華已經有上百的曆史了。
汕頭市麵臨南海，毗鄰港澳，處韓江、榕江、練江彙合出海口，是潮汕、興梅以及贛南、閩西南一帶交通樞紐，是進出口岸和商品集散地，也是我國在國際上有影響的海港城市。
同時，汕頭港內水域寬闊，水深能泊萬噸貨輪。早在唐代，潮汕就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同外國商船來往頻繁。
宋代，潮汕所產的瓷器通過潮州口岸，銷往印度、埃及、波斯和西班牙等地。
到了清代，這裏被稱為“南洋通彙之地”。
1861年，汕頭被正式確立為通商口岸。從此，汕頭的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就在汕頭開埠後第七年，英國的汽船公司便前來設立分公司。以後，英國怡和、太古洋行、中國招商局、日本大孤商船會社等紛紛仿效。
直至抗日戰爭前夕，汕頭港一直是中國東南沿海的國際性海港，1933年全市各種商行達3441家，商業之盛居全國第七位，貨運吞吐量占全國各海港貨運量的867％，僅次於上海、廣州，名列第三位。
恩格斯對汕頭曾予以很高的評價，他說，汕頭是中國沿海“唯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
汕頭不僅作為港口而聞名，它的工業基礎也是相當好的，是我國最早興辦工業的城市之一。
1861年被正式辟為通商口岸後，汕頭的工業隨著對外貿易的日益發展，逐漸興旺起來。
1864年至1879年，汕頭就設立了紫工師文船舶修理廠、機器榨糖廠和使用機器榨油的汕頭豆餅廠。
1936年，汕頭市已擁有罐頭、榨油、卷煙、針織、機械修理等43個行業，輕工業十分旺盛。
想起昔日的繁華，看到現在的汕頭，吳南生怎麼能不感到震驚呢？
農曆新年將近，正在感冒發燒的吳南生，想起了葉劍英元帥焦慮而又懇切地問話：“南生啊，我們的家鄉很窮嗬，你們有什麼辦法沒有？”
是啊，不僅葉劍英焦慮，自己作為汕頭人，作為廣東省委書記，豈不是更著急。
夜已經深了，吳南生還在想，怎麼才能改變汕頭這種落後的局麵呢？
此時，吳南生突然想起一位海外的朋友為他出的主意，那位朋友問他：“你們敢不敢辦個像台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像自由港這一類的東西？如果敢辦，那就最快，你看新加坡、香港，他們的經濟是怎麼發展起來的？”
想到此，吳南生頓覺眼前一亮，是啊，辦個出口加工區，這不正符合了汕頭這個百年商埠的需要嗎？
於是，吳南生連夜向廣東省委寫了一封電報。吳南生在電報中寫道：
仲勳、尚昆同誌並報省委：
汕頭市解放前是我國重要港口之一，貨物吞吐量最高年份達600多萬噸，海上客運達35萬人。汕頭地區勞動力多，生產潛力很大，對外貿易、來料加工等條件很好，隻要落實政策，調動內外積極因素，同時打破條條框框，下放一些權力，讓他們放手幹，這個地區生產形勢、生活困難、各方麵工作長期被動的局麵，三五年內就可從根本上扭轉……
這封電報隻有1300字。短短的1300字自然不能讓吳南生盡意。所以，他在其中兩次強調自己“已擬定了一個初步意見，待報省委研究”，“待回後再詳細報告”。
然而，就是這1300字的電報，引發了一場巨大的變革。廣東省擬辦出口加工區
1979年2月底的一天，廣東省委辦公廳負責人陳仲旋收到了吳南生的電報。
看到電報後，陳仲旋非常重視，他馬上讓辦公廳“即打印，發常委、副主任”。
實際上，1月3日廣東省委書記王全國，在越秀賓館向省委擴大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時，就提出了一個貫徹落實會議精神的構想。
當時，王全國說：
廣東毗鄰港澳，華僑多，在當前的大好形勢下，這方麵大有可為，我們應當做得更靈活些，更放手些，具有五千五百萬人的廣東，難道趕不上一個台灣，趕不上一個南朝鮮……
應當組織力量進行研究，做出規劃，包括上層建築，向中央做出報告，在全國體製未解決之前，要求給廣東作出些特殊規定，放給更大的權力。
因此，吳南生的電報和王全國書記及其他省委領導的意見，可謂不謀而合。
2月28日，吳南生回到廣州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就親自上門，同吳南生交換意見。
3月3日，也就是吳南生回到廣州的第三天，中共廣東省委召開常委會。
在此次常委會上，吳南生的關於提議在汕頭開辦出口加工區的想法，獲得了常委們的一致認同。
同時，在此次會上，廣東省委還認為廣東有兩大優勢：毗鄰港澳，華僑眾多。隻要中央在經濟政策上給予廣東充分的自主權，廣東就可以完全利用這兩個優勢，加快廣東經濟發展的步伐。
因此，廣東省委認為，不單是在汕頭辦一個出口加工區，還應該在珠海、深圳也辦。
最後，廣東省委決定，把開辦出口加工區的想法報告給中央。
4月2日下午，廣東再次召開省委委常委會，會議由省委第二書記楊尚昆主持。參加此次會議的，除省委常委外，還有有關經濟部門的負責人。
當吳南生正要走進會場時，一位女秘書叫住了他。女秘書神情緊張，悄聲說：“吳書記，我有些怕。”
吳南生問：“你怕什麼？”
女秘書環顧了一下四周，才說：“我怕您被抓起來。”
然而，事實卻大大出乎這位女秘書的意料。吳南生不僅沒有被抓，他的發言還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
在會上，吳南生激動地說：“要向中央提幾個大的要求，要中央下決心讓廣東先走一步，搞幾年，待有了經驗，如認為可行，全國可以推廣。”
聽了吳南生的發言後，常委們認為應該請示中央考慮廣東的特殊情況，讓廣東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中先走一步！
為此，常委們提出了以下具體要求：
一、對廣東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審批權適當下放，對外彙分成更多地予以照顧，對資金、物資的安排大力給予支持；
二、將深圳、珠海和汕頭市的礐石、達濠三地劃為對外加工貿易區。
就這樣，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最早發出了希望改革的呼聲。中央決定開辦經濟特區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主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主管經濟工作的省委書記王全國和一位抓農業的省委常委，出席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
4月7日上午，在中南組的討論中，王全國提到經濟上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時，說道：“主要還是由於權力過於集中，地方權力過小，這個問題不解決，擴大企業自主權也是難於解決的，地方沒有多大的權力，還有什麼權力分給企業呢？我們迫切要求進行體製改革，使地方在中央統一計劃下，省、市、自治區真正有一級計劃、財政、物資。”
4月10日，王全國再次發言。
在發言中，王全國明確提出，對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審批權限適當下放，對外彙分成更多地給予照顧，對資金、物資安排大力給予支持。
最後，王全國還代表廣東省委建議，運用國際慣例，將深圳市、珠海市和汕頭市劃為對外加工貿易區。
4月24日，王全國再次發言，他明確提出關於中央與地方分權等問題。
小組討論結束之後，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聽取各小組召集人的彙報。
彙報開始後，作為中南組的召集人，習仲勳對政治局委員們說：“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屬於重要僑鄉的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聽了一愣，問習仲勳：“你們要什麼權？”
0習仲勳表示如果中央能夠給廣東一些在經濟決策上的權力，廣東早就發展上去了。
接著，習仲勳講了廣東的經濟現狀和廣東省委關於廣東開放、搞活的設想。
在彙報中，習仲勳重點提到了廣東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頭劃出一些地方實行單獨的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並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習仲勳的彙報得到了政治局委員們的讚許和支持，華國鋒表示，廣東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國務院下決心，給廣東搞點特殊政策，與別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權大一些。
4月底，在向政治局彙報之後，葉劍英向廣東省委提出，應該向鄧小平作一次彙報。
於是，廣東省委的領導就來到了鄧小平的家。
當聽到要為廣東開辦“貿易合作區”時，鄧小平明確表示支持，他還說道：“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
聽到鄧小平的支持後，大喜過望的習仲勳“得寸進尺”，他“趁機”要求中央解決一下配套建設資金，他對鄧小平說：“中央給點錢嘛。”
鄧小平微笑著說：“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有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支持，開辦特區工作的步伐就加快了。
中央工作會議後，根據各組的發言和建議，又根據鄧小平同誌的倡議，很快形成《關於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彙收入若幹問題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