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定》在“要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有利條件”一節中指出：
廣東、福建兩省鄰近港澳，華僑眾多，發展對外貿易的條件十分有利。中央規定，對這兩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讓他們在開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彙收入，加速發展地方經濟方麵有更廣闊的活動餘地，為國家四個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回到廣東後，廣東省立刻成立了由王全國、曾定石牽頭的起草小組，具體負責起草《彙報提綱》和《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
5月25日，經過半個多月的反複研究，王全國等人終於起草完畢《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
這個報告包括以下五個方麵的內容：
一、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優越條件；二、初步規劃設想；三、實行新的經濟管理體製；四、試辦出口特區；五、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
6月6日，經過討論研究後，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上報這個報告。
與此同時，中央對開辦特區的工作也非常重視。
1979年5月11日至6月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穀牧，率領中央工作組來到廣東、福建。
陪同穀牧一同到來的還有，國務院進出口領導小組辦公室甘子玉、國家計委段雲、外貿部賈石、財政部謝明、建委、物資部等部門同誌組成的工作組。
穀牧一行包括了外貿、財政、建設、物資等部門，可謂陣容龐大，也顯示出了中央對開辦特區的重視。
在廣東的18天裏，穀牧同習仲勳、楊尚昆、劉田夫、吳南生、王全國、曾定石、梁湘等同誌座談討論，先後看了廣州、深圳、珠海和佛山、中山、新會、汕頭等地，還約見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王匡同誌到廣州交換了意見。
當時，葉劍英正好也在廣東，穀牧就專門去作了彙報，並和葉劍英充分交流了看法。
接著，穀牧一行又驅車來到福建。
在福建的8天裏，除在福州與廖誌高、馬興元、郭超、畢際昌等同誌討論外，穀牧還看了漳州、廈門、泉州等地。
每到一地，穀牧都與地方同誌一道分析那裏的經濟發展條件，研究規劃目標和重要措施，討論如何改革經濟體製，增強地方經濟活力，加強對外經貿工作，增收外彙，增加先進技術的引進。
回京後，穀牧除了向黨中央、國務院寫了書麵報告外，還麵報了幾位中央領導同誌。
穀牧的考察結果，給中央帶來了更大的信心，中央決策層膽子更大了，速度更快了。
1979年7月15日，中央頒發了［1979］50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
《報告》決定：
廣東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各劃出一定範圍的區域，試辦經濟特區。
在特區內，在維護我國主權、執行我國法律、法令等原則下，實行經濟開放政策，吸引僑商、外商投資辦廠，或同他們合辦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發展對外貿易。
自此，開辦特區的帷幕正式拉開了！頒布廣東經濟特區條例
1979年5月，習仲勳在對廣東省、地、縣三級主要領導幹部談話時，說出了當時自己的心境，他說：“我的心是一喜一懼。”
對於喜，習仲勳說：“‘先走’也好，‘要權’也好，廣東的目的已經達到，能夠在實現‘四化’中先走一步，為全國摸索一點經驗，這個任務很光榮。”
關於懼，習仲勳說：“懼的是我們的擔子很重，任務很艱巨，又沒有經驗，困難不少，怎樣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擔心的。”
在當時，與習仲勳一樣擔心的可不止一人，而是有一大批人，而最為關鍵的是，在這些擔心者中還有外商。
當時，吳南生的一位海外朋友就對他說：“你中國無法可依，無規可行，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特區要同國際市場打交道，就不能開國際玩笑。”
要向讓外商們放心，必須有法律來保護外商的利益。
事實上，特區的籌劃者們，從事情的一開始，就想到了這件事。
他們在第一份《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初稿）》中，就明確寫道“建議中央有關單位盡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
黨中央隨後就接到廣東省委《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和福建省委的《關於利用僑資、外資，發展對外貿易，加快福建社會主義建設的請示報告》。
1979年8月，也就是中央發出50號文件半個月後，《特區條例》的起草工作就開始了。
該項工作由吳南生牽頭，秦文俊和曾經做過陶鑄秘書的丁勵鬆具體負責起草。
很快，《特區條例》的初稿就拿出了。
然而，由於吳南生等人對外麵的情況不熟悉，思想上的框框又不少，反映在條例中總是同當時世界上舉辦出口加工區的做法區別很大，不能體現造成吸引力的要求。
後來吳南生回憶說：
外麵的朋友看了都搖頭，說我們的條例對投資者不是“鼓勵法”，而是“限製法”。
為此，《特區條例》又進行了多次修改，等到了12月京西會議的時候，已是11次易其稿了。
在起草《特區條例》時，尋找理論依據也是一個重要的工作。為此，很多專家學者做了很多工作。
在當時，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已經結束，人們對開放問題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但是對於辦經濟特區這樣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許多人還存有疑慮乃至非議。
在這樣的一種情勢下，在馬列著作中，尋找相關言論支持特區，無疑是很有用的，對特區來說，它會是一張很管用的通行證。
於是，一批精通馬列的專家學者，被集中到中共廣東省委黨校，一次成規模地找理論依據的工作就此展開。
理論根據當然要在馬列經典著作中去找，這對那些早已熟讀馬列著作的專家學者來說，並不是多大的難事。
很快，他們就從《共產黨宣言》中，找到馬克思關於國家土地應該有償使用的論述。
同時，理論工作者還舉出了列寧的一段關於改革的論述。列寧說：
要樂於吸取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普魯士的管理製度+美國人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的總和=社會主義。
作為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的話在當時無疑是權威的，是絕對沒有人敢對列寧說“不”的。
於是，當吳南生把列寧的這句話告訴穀牧時，穀牧非常高興，他笑著連連說：“真是太好了！解決了一個大問題！”
此後，列寧的這段話一直反複不斷地為特區人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引用和強調。
後來，特區人將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人才以及向海外一切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法令、法規和政策措施學習，施以一個冠冕堂皇的詞彙，即“資為社用”，其理論依據就是列寧的這句話。
1979年12月1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廣東、福建兩省工作會議上，吳南生彙報了特區條例起草情況。
12月下旬，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關於《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一些情況，負責起草的丁勵鬆後來回憶說：
這個隻有一千多字的法規，是從純青的爐火中提煉出來的，可以說是字字千鈞。它的艱難之處在於：一是要不要賦予特區充分的自主權，如果不能跳出現行體製之外，特區仍被捆住手腳，開放、改革的試驗勢必流於空談。
二是對海外投資者的優惠政策、待遇，如何定的適度，如果在稅收、勞務、地價等方麵不比鄰近的地區有更強的吸引力，人家肯定不會來。
三是困於傳統觀念，由於擔心人們產生不必要的聯想，在某些提法上不得不做字斟句酌的推敲，例如：“地租”的“租”字是犯忌的，因為過去有過“租界”、地主“收租”之類的稱謂。經過大家的冥思苦想，最後改叫做“土地使用費”，這在當時也是個不小的發明。
當時，開辦特區遇到的爭議太大，因此《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如果能夠得到全國人大的通過，其意義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一開始，吳南生就多次對副總理穀牧說：“這個法一定得要拿到全國人大去通過！”
當然，吳南生的提議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對，當時，全國人大馬上就有人提出異議：《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是廣東省的地方法規，要全國人大通過，無此先例。
吳南生就針鋒相對地說：“特區是中國的特區，不過是在廣東辦。”他還說，“社會主義搞特區是史無前例的，如果這個條例沒有在全國人大通過，我們不敢辦特區。”
同時，吳南生還把電話直接打到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元帥的家裏。
在電話裏，吳南生懇切地說：“葉帥呀，辦特區這樣一件大事，不能沒有一個國家最高立法機構批準的有權威的法規呀！”
聽了吳南生的話，葉劍英並沒有做過多的表示，他隻是說了三個字：“知道了。”
當然，葉劍英是支持開辦特區的，為此，他在全國人大做了很多工作，他反複地對大家說：“特區不是廣東的特區，特區是中國的特區。”
副總理穀牧對特區的改革工作也是時刻關心著。
此時，穀牧明白，開辦特區這是一項重大決策，是中央“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重要步驟。
在當時計劃經濟體製之下，需要說服各個部門支持，組織實施的工作非常具體，十分複雜。
1979年下半年，穀牧在北京多次召集會議進行協調。不久，穀牧又去廣東、福建與地方同誌進行研究。
1980年3月下旬，穀牧又受中央委托，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工作會議。
當時兩省的主要負責同誌習仲勳、楊尚昆、劉田夫和馬興元、郭超同誌都參加了會議，到會的還有國務院有關部門和港澳工委的負責同誌。
穀牧到廣東時，還對吳南生講：“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區法》、《特區條例》。”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批準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並批準公布實施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條例》第一條明確規定：
為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以下簡稱特區）。特區鼓勵外國公民、華僑、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業（以下簡稱客商），投資設廠或者與我方合資設廠，興辦企業和其他事業，並依法保護其資產、應得利潤和其他合法權益。
《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包括附則，共6章26條，內容包括總則、注冊和經營、優惠辦法、勞動管理、組織管理等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