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王光宇主張可以有領導、有步驟地推行包產到戶，至少在生產落後、經濟困難的地方可以先實行這種辦法。
在會上，萬裏也作了發言，並坦誠地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包產到戶問題，過去批了10多年，許多幹部批怕了，一講到包產到戶，就心有餘悸，談“包”色變。但是，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有的可能是批對了，有的也可能本來是正確的東西，卻被當作錯誤的東西來批判。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
我主張應當讓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在小範圍內試驗一下，利大於弊。暫不宣傳、不登報、不推廣，秋後總結了再說。如果試驗成功，當然最好；如果試驗失敗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們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即使收不到糧食，省委負責調糧食給他們吃。
最後，經過討論，會議決定同意肥西縣山南公社實行的包產到戶，作為示範。
在會議閉幕的當天，剛剛參加完會議的周曰禮，又回到山南公社，並於第二天向社隊幹部傳達了省委試點的意見。
幹部群眾得知省委在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試點的消息後，無不歡欣鼓舞，消息不脛而走，山南的6個公社，在四五天時間內普遍實行了包產到戶。
麵對山南公社包產到戶擴展的情況，周曰禮及時向萬裏作了彙報。
接到彙報後，萬裏果斷地說：“不要怕，讓他們搞，山南區收不到糧食，省委調糧食給山南區。
緊接著，包產到戶像旋風一樣，很快席卷了整個肥西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全縣搞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即占生產隊總數的40%。
麵對肥西縣的情況，周曰禮又及時向萬裏作了彙報，萬裏仍是那句話，可以讓他們搞，肥西縣收不到糧食，省委調糧食給肥西縣。
當時，包產到戶大有覆蓋全省的勢頭。
對此，萬裏確實也有些擔心，他要有關同誌起草一份電報，向中央彙報一下安徽推行生產責任製情況。
1979年初，電報起草修改後，發到中央。
電報說：
安徽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形式，大體有以下幾種：死分死記的約占生產隊總數20%；定額管理約占50%；聯係產量責任製約占30%。聯係產量責任製又有兩種形式：一是分組作業，三包一獎到組；二是有的地方對一些單項作物或旱糧作物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水旱作物兼作地區，有的實行水田定產到組、旱雜糧定產到戶的辦法。
關於責任製的問題，我們認為，隻要不改變所有製性質，不改變核算單位，可以允許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三包一獎到組可以普遍搞。已經搞的要加強領導，鞏固提高；正在搞的，要抓緊時間，力爭春耕大忙前搞完；未搞的，為了不影響春耕，可暫時不搞。少數邊遠落後、生產長期上不去的地方，已經自發搞了包產到戶崗位責任製的，我們也宣布暫時維持不變，以免造成不應有地波動。由於為數不多，允許作為試驗，看一年，以便從中總結經驗教訓。
後來，萬裏回憶說：
1978年是大旱，大旱之年，我到了肥西看看。那兒山南包產到戶了，麥子很好。到了山南，我就表揚了他們，我說你們就這樣幹吧。
開始搞了以後，我說怎麼辦？我首先跟陳雲同誌商量的，我說我那兒已經搞起來了，他當時在人大會堂開全國代表大會，他在主席團，休息時我到他那裏，我說怎麼辦？他說我雙手讚成。以後我跟小平同誌講，小平同誌說不要爭論，你就這麼幹下去就完了，就實事求是幹下去。
得到鄧小平、陳雲等同誌的認可，萬裏和安徽省委就更加放心了。
肥西縣實行包產到戶後，當年就獲得了大豐收，人民對包產到戶更加有信心了。
肥西縣的包產到戶，盡管規模不大，影響不大，但它的示範效應無疑是巨大的。
在此之後，一場更為猛烈的包產到戶在安徽鳳陽展開了。鳳陽小崗村的星星之火
1978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天氣異常寒冷，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這是個極其普通的夜晚。
然而，對於鳳陽小崗生產隊，對於整個中國曆史來說，這個夜晚又是極不平常的。
原來，小崗所在的鳳陽較為貧窮，自從出了皇帝朱元璋起，鳳陽人討飯就與鳳陽花鼓一樣出名。有一首鳳陽花鼓形象地反映了鳳陽的狀況：
說鳳陽，道鳳陽，
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牛羊，
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
身背花鼓走四方。
當時的小崗又是鳳陽全縣最窮的，屬於“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全村隻有20戶農家，110口人；517畝農田，10頭耕牛，幾把犁耙。
每年秋後，家家戶戶都要外出討飯。
當時，全村沒有一間磚瓦房，許多農戶的茅草屋破爛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窮得全家隻剩一床棉被。
1978年大旱荒，更加劇了小崗的貧窮程度，習慣於背著鳳陽花鼓“逃荒”的小崗人幾乎是連外出的氣力都沒有了。
為了改變這種每年出去逃荒的局麵，小崗人在上級的默許下，偷偷搞起了“承包到組”。然而，分到組後，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在組內為了多幹少幹問題，鬥爭反而加大了。
麵對“包產到組”後的麻煩，小崗隊隊長無法解決，便請示公社書記張明樓，要求把作業組再劃小一點。
在農村工作幾十年的公社書記張明樓，知道農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這個小崗隊的“難題”，就破例地同意將小崗隊分成4個組。
誰知4個組剛分好沒幾天，各組內部又鬧了起來。原因是：組越小，每個社員在記工、出勤上誰吃虧，誰占便宜，看得更清楚，每家每戶之間的利益衝突更明顯，更直接。
麵對分成4個小組也不能解決的問題，嚴俊昌等人明白，僅僅分分組是滿足不了大家的心願的。而在當時，嚴俊昌等人又不敢一下子“包產到戶”。
於是，嚴俊昌等人就決定把4個組再分小些，基本上是按親戚關係進行劃分組，這樣可能解決組內的糾紛。
10多天後，3位隊幹部覺得沒臉麵去找張書記，便瞞著公社，在嚴學昌家開會，偷偷地將全隊分成8個作業組。
8組多為“父子組”、“兄弟組”，本以為這種以親戚為主的小組可以避免再起紛爭，但嚴俊昌他們這次又失望了。
過去隊裏是社員之間“搗”，現在小組內則是兄弟、妯娌們之間“鬧”。按照當時老百姓的話來說，是“被窩裏劃拳——未摻外手”。
如當時六組，是父子關係，共3戶。每天清晨，嚴美昌把全家人叫起來，下地幹活。
而大兒子嚴俊昌孩子多，事情忙，每天早上起來的很遲，不能一起下地幹活。
這樣一來，嚴美昌的孩子有意見了：“爸，我們都快半塊地了，我大爺怎麼還不來幹活，這塊地又不是全是咱家的，我們也不幹了，回家吧！”
就這樣三五天一過，兄弟倆便鬧著要分開。
像六組一樣，其他組也出現了類似的矛盾。很顯然，分成8組，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於是，樸實的小崗農民開始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實行包產到戶。
此刻，在1978年冬天這個萬籟俱寂的夜晚，小崗生產隊的18戶農民正聚集在一起，在小崗生產隊社員嚴立華家破陋的茅屋裏，一盞油燈下，召開一個“秘密”會議。
會議上，全隊在家18戶的主事人都齊聚在這裏，謀劃著他們自己的將來和子女的生活大計。
燈光搖曳下，映照著18張憔悴而莊重的麵龐。30多道焦灼、不安但又充滿感激的目光緊張地注視著他們的領頭人。
嚴宏昌開了口：“今天把大家找來開個會，主要請大家談談，各個組內部怎樣才不吵不鬧，怎樣才能把生產搞好。”
老農民嚴家芝首先發言：“我們隊要想不吵鬧，要想有碗飯吃，隻有分開，一家一戶地幹。”
關庭珠接著說：“剛解放時，我們都是單幹。那時候人們都和和氣氣，家家都有餘糧。單幹肯定能幹好，隻是政府不允許。”
此時會場沸騰一片，議論不斷。
“隻有單幹，我們才不吵不鬧。”
“單幹了，如果我們再幹不好，隻能怪自己。”
“如果同意我們單幹，我們保證不給你們隊幹部添半點麻煩。”
隊長嚴俊昌表了態：“既然大家都想單幹，我們當幹部的也不裝孬。”
嚴宏昌此時站了起來，說：“我講幾句，看樣子我們隊隻有分到戶幹了。但是，我們必須訂個協定：第一，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許向任何外人講，誰個講出去，誰個不是人。第二，每逢夏秋兩季交糧油時，該是國家的給國家，該是集體的給集體，到時不準任何人裝孬種，更不能叫我們幹部上門要。隻要大家同意這兩條意見，在字據上按手印，我們幹部就同意分開幹。”
“同意，我們都同意按手印。”大家齊聲說。
分田單幹，後果將會是什麼，是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還是被誣為反社會主義的罪魁，是堅硬的鐐銬？還是冰冷的大獄？這絕不是聳人聽聞，就在身邊，也有“教訓”：社員嚴金昌因在房前屋後種了點生薑、辣椒、大蔥，充其量“暴發”到不逃荒要飯的水平，居然被揪到公社批判了三四場，甚至被《皖東通訊》點了名。
於是，嚴家芝說：“萬一被上頭發現了，隊幹部弄不好要蹲班房，家中老小怎麼辦？”
聽到嚴家芝的話，大家一片沉默。
然而，求生是人的本能。嚴俊昌、嚴宏昌冒著身敗名裂和惡運橫生之險，決心鋌而走險，顯然是甘願為小崗人做出最大的犧牲。
為了保護自己的領導人，老農嚴家齊說：“萬一走漏了風聲，隊幹部為此蹲了班房，我們全體社員共同負責把他家的農活全包下來，還要把他的孩子養到18歲。”
嚴家齊的話贏得了大家的一致認可。
於是，秘密會議決定：分田單幹的事“瞞上不瞞下”，誰也不許向外透露，並針對可能出現的“險情”，製定了相應的善後措施。
雖然這次會議的規模很小，但是它卻改變了中國的曆史。
據當時參加會議的小崗生產隊隊長嚴俊昌、副隊長嚴宏昌後來回憶：
大約是在11月底的一天，我們在村西嚴立華家開了一次秘密會議，一家一個戶主參加，20戶除兩戶單身漢外流外，其餘18戶全到了會。主要是談分田單幹，並強調，第一是土地分到戶後要瞞上不瞞下，不準任何人向外透露，包括自己的至親好友都不能說；第二是保證上交國家糧油，該給國家的給國家，該交集體的交集體，任何人不準裝孬。大家紛紛議論，認為要這樣幹，我們一定能搞到吃的，保證能超額完成國家和集體的任務。萬一幹不到，我們摔鍋賣鐵，或在外流浪要飯，也要完成國家和集體的任務。但是，大家又擔心，如果搞單於被捅出去，幹部是要坐牢的，可不是鬧著玩的。
大家紛紛賭咒發誓，保證秘密不外露。有的說，要是你們幹部因分田到戶坐牢，我們就是要飯也要給你們去送牢飯。也有的提議，萬一走漏了風聲，你們坐了牢，全體社員共同負責把你們的小孩撫養到18歲，決不反悔。隨後就由嚴宏昌執筆，寫了包幹合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