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但在周圍地方的影響和省、縣的促進下，大寨還是采用了包幹到戶責任製。
實行大包幹後，大寨人的生產積極性迅速高漲。很多農民高興地說：“砸了大鍋飯，磨不推自轉”。
承包第一年，大寨糧食總產首次突破百萬斤大關，創大寨史上產糧最高記錄，人均收入猛增至544元，比上年翻了一番。
與大寨一樣，廣東佛山實行包產到戶後，也取得了大豐收。佛山地區全麵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製的第一年，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67%，稻穀畝產、糖蔗、塘魚、花生的總產均創曆史最高水平。
當年全區社員人均收入達463元，比上一年增加112元。全區農村人均儲蓄208元，為全國之冠。在包產到戶的有力推動下，佛山區的順德、南海、番昌更成為有名的華南“四小虎”。
在貫徹1982到1984年中央3個一號文件精神的過程中，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製不僅繼續向全國各地擴展，而且由農業擴展到林業、牧業、漁業和鄉鎮企業等農村各個生產領域。
在經濟條件較好的江蘇，包產到戶為主的承包製催生了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
在江蘇省實行承包製後，無錫縣堰橋鄉首先把承包製引入鄉鎮企業。企業由職工或者廠長、經理承包，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
1983年實現利潤增長728％，1984年又比1983年增長412％。
堰橋的經驗迅速在蘇州市、南京市等江蘇省其他和江蘇以外的省份擴展開來，從而大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與此同時，家庭聯產承包製還推動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廣大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後，農村迫切需要調整農村產業結構。
麵對這一新的形勢，1984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農村工作會議，確定了調整農村產業結構，進一步搞活農村經濟的任務。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即1985年一號文件。文件強調著手調整農村宏觀經濟政策，改革農產品統購派購製度。
上海青浦縣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首先有徐涇、華新等12個公社的1537個生產隊，恢複實行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形式。
1980年下半年，貫徹黨中央七十五號文件後，多種形式的包產責任製迅猛發展。從西瓜、油菜籽、棉花等經濟作物包產，發展到糧食作物包產；從部分作物聯產到勞，發展到全部作物聯產到勞。
至1982年10月，全縣有1088個生產隊實行全部作物聯產到勞責任製，占生產隊一半左右。實行單項作物聯產到勞的生產隊數的比例都的不同程度地增加。
1983年，本縣農業生產責任製從包產發展到以家庭為承包單位，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取消分配中的工分環節，按最終產量直接分配，又稱“大包幹”，即“交足國家的，留好集體的，餘下都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