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初步放開
●葉劍英鏗鏘有力地說：“目前在有限範圍內繼續存在的城鄉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附屬和補充。”
●鄧小平看著大家，微笑著說：“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魏玉明在辦公室裏向薑維宣布：“你要辦的私營公司經國務院批準，可以同港商合資辦公司了。”
● 初步放開
共和國故事·大道朝天中央決定轉變工作重心
1978年11月初，首都北京的氣溫開始由涼轉冷，一時間，北京大街小巷的樹木仿佛被染上秋的顏色，或紅或黃，煞是美麗。
11月10日，在這個詩一樣美的季節裏，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隆重舉行了。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共213人。
於是，這個一向寧靜的，並被譽為中國“最安全的賓館”和中國“會場之冠”的京西賓館，突然之間熱鬧了起來。
中午過後，京西賓館門前一輛輛汽車送來了與會的同誌，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聚集到這裏來了。
這次會議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做了充分的準備，是啟動國家偉大的曆史性轉折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
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是參加這次會議全體人員的共同願望，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以什麼作為指導實現工作重點轉移的方針，卻有不同意見。
11月12日，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東北組發言時，他針對黨的曆史上的若幹重大問題提出新看法。
陳雲鏗鏘有力地說：
我完全同意中央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
陳雲的意見獲得與會同誌的熱烈響應，會議氣氛馬上活躍起來。更重要的是，陳雲的發言還提示人們，要解決曆史上遺留下來重大問題，要有一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敢於衝破禁區的精神。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
在講話中，鄧小平高度評價了持續半年多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他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更引人注目的是，鄧小平在這個重要講話中，主張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
他說：
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
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鄧小平這一觀點的提出，打破了長期以來平均主義泛濫所導致的效率低下和普遍貧窮的狀態，激發了國民創造財富的欲望，給國民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同時也為日後私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了極為重要的政策環境。
中央工作會議原計劃，在13日舉行閉幕式之後應該結束，但與會者認為鄧小平的講話非常重要，紛紛要求延長兩天學習討論。
就這樣，中央工作會議於12月15日結束。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第三天後，具有巨大轉折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
由於中央會議做了充分準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12月18日到22日，隻開了5天，就圓滿完成了各項議程。
12月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全會公報。公報鄭重宣布：
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1979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這一重大決策，解決了從1957年以來沒有解決好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這是黨在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全會毅然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提出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雖然沒有直接提及私營經濟問題，但是已經把改革開放的大門打開。沿著這個方向發展，私營經濟複蘇將是題中應有之義。所以，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飽受歧視和摧折的中國私營經濟也迎來了破土而出的春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種活躍的氣氛，一種改革的期待，從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不可阻擋地升了上來。那些殘存下來偷偷摸摸幹著個體的小生意人，此時也似乎吸到了氧氣。
不錯，一種生氣勃勃的大氛圍，使他們的生命開始有了新的希望。中央允許私營經濟發展
1979年初，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國，再次迎來了發展的春天。此時，各行各業都麵臨著很多問題，改革已勢在必行，其中尤以私營經濟領域最為嚴重。
原來，在1956年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後，私營經濟在中國幾乎絕跡。
1977年，鄧小平複出後，隨著私營經濟政策的逐漸放鬆，各種私營經濟開始有恢複的跡象。
1977年2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央作出報告：
各地可以根據當地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後，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等個體勞動，但不準雇工。
這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批準的第一個有關個體經濟的報告。
這個報告在具體工作的指導方針上，在實踐方麵實現了突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調整政策，改變了以前強迫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做法，允許中學畢業生留在城市升學和就業。同時，放鬆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隻有因病、因家庭困難才可以返回城市的限製。
那些留在遙遠的農村務農，與家人分別多年的大批城市知識青年從政策變化中看到了希望，想盡各種辦法要求回城。
緊接著，全國就出現了千萬知青大返城現象。這麼多人一下子湧回城市，第一個壓力就是就業問題。
麵對就業壓力，各地都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仍然解決不了如此龐大的待業隊伍的需求。
當時，廣州等地把那些到工廠、商店做臨時工的待業青年稱為“八路軍”，因為他們每天工資8角錢。
盡管如此，“八路軍”們仍感慶幸，因為找不到活兒幹，隻能仰食父母的待業青年為數更多。
很多待業青年成了新遊民，閑散在家，也對社會安定造成隱患。更為嚴重的是，一些人無事生非，打架鬥毆，導致犯罪事件增長。
1979年7月20日，時任國家計委顧問的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麵對如此巨大的就業問題，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就如何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一篇長篇文章，文章題目是《廣開就業門路必須改變勞動管理製度》。
在文章中，薛暮橋提出要廣開就業門路。他說：
憲法規定允許“從事法律許可範圍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這一條也應當實行。最近北京市崇文區在搞試點，據說很有效果。現在城市中不但集體所有製還要提倡，連個體勞動，如遊街串巷的磨刀、補鞋也不應當完全砍光。
這是20世紀70年代，第一個在中央黨報上發表的支持個體經濟的文章。
由於薛暮橋在中央政府和經濟學界，長期擔任重要職務，再加上這個文章又是在《人民日報》發表，所以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
當然，薛暮橋文章中為個體經濟所做的辯護，決不僅僅是為解決就業問題提出的權宜之計。
這篇文章，在理論問題上衝破了禁區，產生了很大影響。
9月29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的大會上，葉劍英明確說：
目前在有限範圍內繼續存在的城鄉勞動者的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附屬和補充。
終於，中國向私營經濟緊關的大門開了一條縫，於是，沉寂了20多年的私營經濟開始複蘇了。
一時間，在大小城鎮的街道巷子裏，已經出現了修車的、修鞋的、補鍋的、裱畫的、做衣服的、開小飯館的……膽子大的人先幹起來了。
到1979年底，個體戶發展到31萬人，比1978年的14萬人增長了一倍多。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形成《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會議紀要。
文件指出：
要充分發揮各類手工業者、小商小販和各行各業能手的專長，組織他們參加社隊企業和各種集體副業生產；少數要求個體經營的，經過有關部門批準，與生產隊簽訂合同，持證外出勞動和經營。
在這些背景下，從那時起，我國的個體經濟如雨後春筍般發展了起來，並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成長。0私營經濟開始迅速複蘇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誌按時上班，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裏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一般來說，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
平時讀報時，柳傳誌總是很平靜的。然而這天，看報的柳傳誌卻顯得很是興奮，非常激動。
原來，柳傳誌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豬的文章，他激動不已，因為很久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鬥爭，全是評論、社論。
而這天，《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豬的文章！
“氣候真是要變了！”柳傳誌敏銳地意識到。
與柳傳誌一樣，隨著政策的逐漸放活，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氣候要變了”。於此同時，更有一些人勇敢地邁出了開創私營企業的第一步，尹盛喜便是是這批勇者隊伍的一員。
尹盛喜於1938年10月出生於山東肥城。1964年到1978年，他在北京前門的大柵欄街道辦事處任幹部。雖說職務並不顯赫，但“旱澇保收”沒問題。
在當時，在那個千萬知識青年人人求職而不得的年代，這份“鐵飯碗”還頗招人羨慕。
然而，血氣方剛的尹盛喜並沒有過多的留戀這個“鐵飯碗”，他已經開始準備創業了。
1979年，尹盛喜不顧社會的譏諷與親朋的不解，毅然下海，領著幾個待業知識青年，辦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
於是，尹盛喜從銀行借了幾千塊錢，領著一撥兒待業青年，在北京前門、大柵欄一帶露天擺幾個攤，兩分錢一碗，賣起了大碗茶。
大碗茶，乃是北方流行習俗，它和福建功夫茶、廣東早茶的細品慢咽不同。路邊大壺衝泡，大碗暢飲，粗獷隨意，提神解渴。一張桌子，若幹粗瓷大碗即可。老百姓逛街渴了，來一碗大碗茶，咕咚咚喝下去很是暢快。
當然，大碗茶受歡迎的另一個理由，就是便宜實惠，老百姓消費得起。所以，無論是車間工地、輪船碼頭，還是田埂樹下、路邊涼亭，大碗茶最有人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