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盛喜平素能拉會唱，酷愛民樂，熟習書法，尤喜京劇昆曲，下海選擇了中國特色的大碗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再說，這個選擇是頗具市場眼光的。
當時的北京，遠不如後來繁華多樣，老字號林立的前門大柵欄，差不多就是外地人首選的旅遊景點和購物場所了。
在這裏，每天人頭湧動、摩肩擦踵。烈日當頭之際，勞累不堪的顧客自然會選擇路邊方便解渴的大碗茶，在這裏擺攤賣大碗茶，真可以說是薄利多銷。
創業之初，非常辛苦，驕陽似火，衝茶倒茶，夥計們兩條胳臂如同流水線上的裝瓶機似的沒個停歇。順脖子汗流之際，不小心燙著胳臂和手指，更是家常便飯。
尹盛喜帶著小青年，硬從這兩分錢一碗裏頭賺錢，實在不容易。同時，當時很多人對這類擺攤賣茶的“工作”，很是看不起，認為這是“沒檔次”,“丟臉”。
經過尹盛喜等人的辛苦努力，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變成了北京大碗茶商貿公司。
不久，大碗茶商貿公司投資創辦了改革開放之後京城第一家京味兒茶館，即老舍茶館。
老舍茶館，宮燈高懸，細瓷蓋碗，硬木八仙桌、太師椅，用錚亮的銅茶壺沏茶，每位客人都可品嚐到宮廷細點和應時京味兒小吃。
京城的音樂、戲曲、曲藝、雜技界名流天天在這裏舉行精彩演出，每年演出達600場。茶館還開設了能夠舉辦高檔特色宴會的大碗茶酒家。
尹盛喜在改革的春風裏，成功的證明了私營經濟的發展活力。
當時，在中央對私營經濟初步解禁的時候，和尹盛喜一樣開始經營私營企業的還有很多，人們形象地稱為私營經濟開始複蘇了！鄧小平支持私營經濟
1980年，仿佛一夜之間，中國從事個體營業的人數突然猛增到86萬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
1981年，中共中央的相關文件中指出：
必須著重開辟在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中的就業渠道，使城鎮勞動者、個體經濟得到健康發展。
聽到這些消息，曾經因為賣板栗和販魚多次被抓的年廣久察覺了黨中央是要鼓勵私營個體經濟的發展，希望個體經濟遍地開花。
於是，年廣九就在蕪湖的十九道門也擺起了一個賣瓜子的固定攤位。瓜子一直是國家供銷社統購統銷的二類商品，此舉在此之前是很難想象的。
年廣九做生意比較會經營，當時，別人買他一斤瓜子，他還要抓一把送給他。正是這個原因，年廣久得了個傻子的稱號。
20世紀70年代末期，在中國，被稱為“萬元戶”的商販都還很少，但已經是百萬富翁的年廣九並不滿足。1979年他注冊了“傻子瓜子”商標，生意越做越大，越來越紅火了。為了改進瓜子質量，他前往南京、上海、武漢等大城市學習取經。
1981年，全國的大小媒體開始興起報道個體經濟的小高潮。賣瓜子的年廣久，以及蕪湖另外3家個體戶被《蕪湖日報》作為重點典型事例加以報道。
1981年9月5日，在的《蕪湖日報》上，《名不虛傳的傻子瓜子》刊登出來，是這個個體戶為大家所知。
在報道見報後的一個月，年廣九的瓜子產量翻番了，營業額翻了一兩番。生意火了，年廣久一個人忙不過來，就把家裏的親戚都搬來幫忙；不夠了，又請來雇工幫忙。
到1983年，雇用的工人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兒子的分店，雇工達140多人。日產瓜子5000公斤，月營業額60萬元。
在當時，“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即雇用8個人以上，性質就變了，變成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了。
當時國家工商總局也有關於個體工商戶雇工應在7人以內的規定，即個體經濟的雇工人數不能超過8人。
於是，“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等說法開始不脛而走。
“傻子瓜子”的雇工問題大討論也引起了當時的安徽省農委主任周曰禮的注意，並專門派當時的工作人員楊績齡到蕪湖進行了調查。
調查中，工作人員發現，在當時，富裕起來的年廣久對社會貢獻是很大，僅1982年，這一年的總收入中，他個人所得、雇工工資、上繳國家稅費分別為446%、12%和433%。
同時，年廣九還打開了江、浙、滬的市場。在他帶動下，蕪湖一下子出現了60家瓜子企業，銷售量達1500萬公斤，被譽為“瓜子城”。
從此，全國各地出現了瓜子加工熱，湧現出許多新的品種和品牌，並成為一個不小的產業。
楊績齡等人調查結束後，得出的結論是：應該支持年廣久，允許他發展。
不久，周曰禮把這份調查報告帶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也就是這份報告改變了年廣九的命運。
鄧小平看了這個材料以後，明確指出：
像這個私營經濟啊，不要匆忙地作決定，要看一看，放一放。
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說：
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鄧小平表態以後，關於雇工問題的討論漸漸消失無聲了。生意紅火的年廣九繼續雇傭工人炒賣著他的傻子瓜子，在人數最多的時候竟然達到130多人。“傻子瓜子”有了更大發展，觸角伸到全國各地，銷量與日俱增，還出口到美國。年廣久也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新聞人物，被譽為瓜子大王、瓜子狀元。
後來，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還說：
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
這一年12月，識字不多的年廣久請安徽師大一位教授代筆，給鄧小平寫了一封致謝信：
敬愛的小平同誌：
您好！
我們是安徽蕪湖“傻子瓜子”的經營者。今年年初，您在南巡中講到了我們“傻子瓜子”，我們感到好溫暖、好激動。這是您對全國人民講的，但對我們是極大的鼓舞。光是今年下半年，我們“傻子瓜子”就新建了13家分廠，生產了700多萬公斤瓜子。這都是由於您的支持和您的政策好！從經營“傻子瓜子”以來，我們已經向國家交納了200多萬元的稅，向社會提供了40多萬元的捐贈。但我們還要兢兢業業地繼續做“傻子”，為顧客提供更多美味可口、價錢公道的瓜子。我們還計劃更大地擴大經營規模，把“傻子瓜子”打到國際市場上去，為國家多做貢獻。
……
“傻子瓜子”的問題絕不是一個普通瓜子的問題，它涉及到改革開放的大政策。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對個體、私營經濟具有廣泛的示範效應。
當時，在安徽蕪湖，個體戶、私營業者都說：“老傻子沒事，我們就平安；老傻子挨打，我們就趕快縮頭。”
鄧小平在講話中，通過“傻子瓜子”這一個事例，穩定了大局，鼓舞了個體、私營經濟經營者的積極性。
正是由於有鄧小平等人的保護，才使20世紀80年代在觀念還沒有完全轉變，政治改革還沒有完成時，一批首先創業的經濟個體被保護了下來，並使它們逐漸得到發展壯大。第一個民營研究所成立
1983年4月15日，陳春先等人從科學院分化出來，在海澱區政府支持下，成立北京市海澱區新技術開發研究所，後改名為北京市華夏新技術開發研究所。
就這樣，北京市第一個民營研究所成立了。
北京市的民營科技企業、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中關村開發試驗區正是從這裏，開始了曆史的進程。
早在改革之初，位於北京西郊的中關村，擁有30多所大學和130多個科研機構，這裏很多大學和科研院所是中國一流的。
這裏聚集了幾萬名高科技人才，集中了大量先進裝備和儀器，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區。
然而，由於種種因素製約，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裏，這裏的科研成果很難轉化為生產力，專業人才受到壓抑。中國科技發展的很多根本性缺陷在這裏充分暴露。
10多萬聰明的腦袋，擁擠在科研與教學的封閉體係內，互相碰撞，互相牽製，互相磨耗，互相抵消。
多少個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閣，原以為它會轉化為生產力的科研成果，隻能是開花，不結果。
憧憬落空了，你隻剩下歎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號角，打破了這死氣沉沉的靜寂。沉默了多少年的這些一流人才們開始了他們的創業之路。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叫陳春先，1935年生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物理研究所一室主任，中國研究核聚變的幾大魁首之一，北京等離子體協會副會長。
1978年到1981年，陳春先3次到美國。
在美國時，舊金山附近的矽穀和波士頓附近的128號公路為中心的兩個技術擴散區的經驗，使他大受啟發。在這裏，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這兩個研究中心分別把科研成果擴散到周圍地區，大批技術密集型的公司和工廠應運而生，科研成果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潛在財富變成了真正的財富。
此時，陳春先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所在的北京中關村就是這樣一個地區。
1980年10月23日，在物理所一個掛滿了蜘蛛網的破爛庫房裏，陳春先、紀世瀛、崔文棟、曹永仙等10人一起成立了北京等離子協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
在當時，服務部的人員都是兼職，星期日是他們最忙的日子。兩年之內，陳春先、紀世瀛等4位所謂頭頭每人每月隻拿7元津貼。
不過，他們很快就承擔起幾十項開發、研製和谘詢項目。這顆火種旺盛的燃燒，照亮了那些不甘寂寞的科技工作者的心，鼓勵他們用自己的一技之長為社會服務。
然而，不久陳春先等人就受到來自院、所領導的壓力。“二道販子”、“經濟問題”、“搞亂了科研秩序”等等，一頂頂大帽子從天而降。接著是科學院紀委立案偵查，更使形勢變得異常嚴峻。
關鍵時刻，新華社一篇反映陳春先困境的內參引起了上邊關注。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胡耀邦、方毅相繼做出批示：
陳春先同誌的做法是完全對頭的，應予鼓勵。
陳春先同誌帶頭開創新局麵，可能走出一條新路子，一方麵較快地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直接生產力；另一方麵多了一條渠道，使科技人員為四化做貢獻。一些確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可以先富起來，打破鐵飯碗、大鍋飯。
一場麻煩就這樣過去了。中央放開雇傭人數限製
1983年初，在鄧小平提出“等一等、看一看”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在《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的文件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