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個體工商戶和種養業的能手，請幫手、帶學徒，可參照國務院《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的若幹政策規定》執行。對於超過上述規定雇請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方向發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關於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對當前雇請工人超過規定人數的企業，可以不按照資本主義的雇工經營看待。
鄧小平的講話和以上文件精神，實際上對私營企業的存在與發展起了保護作用，從而為私營企業擴大規模創造了政策環境。
民營經濟在國家改革的春風下得到了蓬勃發展，但這種發展並非一帆風順。
民營經濟剛誕生的時候，很遭人白眼。在當時，人們誇大了刑滿釋放分子在個體戶中所占的比例，正經人家的閨女都不嫁個體戶，因為個體戶被看是“社會閑雜人員”。
此時，私營經濟卻還是“妾身未名”，在文件上還是禁區。
當時，不少人還在傳統社會主義觀念禁錮之下，認為個體戶是小商小販，屬於自助、自救、自謀生路的性質，對他們可以睜一眼閉一眼。
但是，搞私營企業雇用工人就是明目張膽的剝削，就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怎麼能容忍資本主義大行其道呢！
一位經濟學家林子力從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個算式裏邊找到一個例子，進而得出結論說：雇工7個人以下，賺了錢自己消費的，算個體戶；雇工8個人以上，就產生了剩餘價值，就算剝削，就算資本家。
於是，雇工7個人還是雇工8個人，成了個體戶和私營業主的分水嶺。雇7個人以下，還可以允許；雇8個人以上，就算搞資本主義。
受此當時思想觀念和政策因素影響，當時全國很多私營經濟受到了打擊，尤其以浙江溫州的“八大王”事件最為明顯。
“八大王”事件，使剛剛走上經商道路的溫州農民遭受重創。一時間，就像刮台風一樣，工廠關門，商店收攤，人人自危，個個提心吊膽。柳市鎮當年工業產值比上一年下降7000萬元，電器業經營狀況一落千丈。
1987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摸底調查，當時城鄉實際存在的私營企業雇工人數達3607萬人。每戶私營企業平均雇工16人，雇工30人以下的占70%至80%,雇工100人的接近總數的1%，部分私營企業雇工幾百人，有的甚至雇工上千人。
對雇工人數限製的分開，進一步促進了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壯大。第一個私企執照誕生
1985年4月13日，受國家工商局委托，大連市工商局將在這一天頒發全國首個私營企業執照。
在此之前，薑維早就想好了，就用“光彩”二字作為公司名。
那天早上，薑維和準備記錄這一時刻的新華社記者一起到了大連市工商局。不料，工商局老局長想不通為什麼當初國家消滅私營經濟，如今自己卻要親自給它送上“準生證”。
老局長堅持不肯發，別扭了半天之後，薑維才終於拿到了這個不同尋常的執照。
早在1980年，遼寧省大連市文化局一下子就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員，複轉軍人薑維也是其中之一。
雖然接收了，但如何安置這些人卻是個大難題，於是，安置工作遲遲沒有被解決。
漫長8個月等待，讓薑維這個30歲的小夥子感到煩躁。他決心靠在部隊當文藝兵的底子，做點小生意。
薑維的想法一說出來，便立刻招到父母堅決反對。“好人都有工作，沒工作的人才幹個體戶”那個時代瞧不起個體戶。而薑維在部隊時是營級幹部，隻要安置了崗位，就是鐵飯碗。
到冬天，薑維終於說服了父母，拿妹妹當臨時工掙的400元，買了一台“海鷗”相機，在大連市動物園的門口擺起“照照看”照相攤。
開張的頭一天，薑維就掙了3元，而1981年勞動節那天一天竟然掙了500元，頂上一個普通工人一年多的收入。
豐厚的回報給了剛剛創業的薑維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他決定繼續幹好他的那個在當時被人瞧不起的個體戶
不久，中央明確提出，將發展個體經濟作為解決就業的重要途徑,“鼓勵和扶植城鎮個體經濟的發展。”
於是，就在掙到“第一桶金”時，動物園門口個體照相者增加了6家，而全中國個體戶的數量，已由1978年的14萬戶發展到了185萬戶。
個體戶的生意火了，但地位並沒有改變，得不到尊重和理解。一次，兩個不滿20歲的工商部門的工作人員，讓薑維站著，像訓兒子一樣訓他。
個體執照動輒被沒收，然後再求爺爺告奶奶要回來。更有甚者，在嚴打的時候，一句“淨化城市”，薑維們像塵土一樣被清出營業場所。
1982年，曾和薑維一起在電影廠工作過的斯琴高娃到大連拍電影，約薑維見麵。薑維當時很想見麵但沒去。薑維想到斯琴高娃已負盛名，自己卻是個體戶，心理有隔閡。
雖沒有地位，但是薑維等個體戶也有很開心的時候。每晚收攤後，薑維和其他6家照相攤的兄弟，結伴到繁華的天津街上吃兩角錢一碗的“燜子”，而一般人隻吃得起5分錢一小碟的。
賣“燜子”的大媽看見他們，會樂嗬嗬喊一句“大戶來了”，這時，自豪感會湧上薑維們的心頭。
1983年8月30日，辛苦了一天，剛衝洗完膠片的薑維，正在吃晚飯。
收音機中忽然傳來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聲音：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陳腐觀念妨礙我們前進。例如，誰光彩，誰不光彩……從事集體和個體勞動同樣是光彩的，因為你們為國家和人民做出了貢獻……我請同誌們回去傳個話，說中央的同誌講了，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廣大勞動者不向國家伸手，為國家富強，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貢獻，黨中央對他們表示敬意，表示慰問！
那一刻，薑維真是激動萬分，淚水一下衝出了他的眼眶，個體戶終於被別人看得起了，而且是中央的領導們。
第二天，在動物園門口照相的幾個人都買了當天的《大連日報》，上麵全文登載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全國發展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安置城鎮青年就業先進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標題為《怎樣劃分光彩與不光彩》。
買到報紙後，薑維他們7個人都停下生意，坐在一起讀報紙，一邊讀一邊哭。
路過的行人感到奇怪，走過來問怎麼了，7個人抬起頭，說：“胡耀邦說我們是光彩的！”
薑維感到從這天起，他要激動萬分地活著，因為他終於覺得活著有意義了。
於是，薑維的世界變了。
薑維在繁華的中山街租了個小門麵，門外的牆上卻懸掛了5米長、3米寬的匾額，上書“薑維影書社”，開業那天，他還請來了大連的很多名人。
1984年2月，一位香港商人到大連考察投資，了解了薑維的影書社後，表示可以成本價提供一台198萬元的彩色洗印機。
然而，這一天價難住了薑維。突然，與外商合資經營的想法從他腦子裏跳了出來。說出他的想法後，港商立即同意了，大連市領導也十分重視。
但是，就在準備簽合同時，政府忽然告訴他：不許再提合資的事了。
原來，政府工作人員查遍有關中央文件，也看了憲法和中外合資法，都不允許個人同外商合資。
麵對困難，倔強的薑維不肯放棄，他決定到北京去“找政策”。
在當時，中國還沒有身份證，要到各個部門，需手持縣團級的介紹信才能登堂入室，而薑維什麼都沒有。
在北京奔波近3個月，無數次被拒之門外後，薑維毫不氣餒，終於，有了轉機。
一天，在一次活動中，薑維見到了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同誌。之後不久，1984年5月，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王任重在家中接見了薑維。
這次談話近4個小時。談完後，王任重說，要將這件事立即報告給胡耀邦同誌，並寫信給時任國家工商局局長的任仲林，要他接待薑維。
第二天，在國家工商局，任仲林和4位司局長同薑維一起談話。
薑維著急地問：“個體戶怎麼樣才能有法人資格？”
任仲林說：“那隻有將個體戶變成私營企業。”
薑維回答道：“那就變唄。”
任仲林嚴肅地說：“小同誌，你知道嗎，我們黨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營企業……你一句話，變了唄，怎麼變，我可說不好。”
此時，又一位司長說：“薑維同誌，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雇工問題”。根據當時的規定，雇工不能超過8個人，否則視為剝削。
薑維急了，說：“我不管，反正耀邦同誌說我們是光彩的，我是共產黨養大的，我不會剝削人，也不會當資本家”。
任仲林笑了，說：“小同誌不要著急，正是耀邦同誌的講話，才給了我們來同你研究你提出的問題的勇氣，如果你作為私營企業同港商合資辦企業，那你就是資本家，不過你是我們黨培養起來的資本家。現在任重同誌這樣關心你，相信黨中央，相信耀邦同誌吧。”
不久，薑維借住的友人家裏，突然來了兩個人。
一位是王任重的女兒王曉黎，另一位，是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
當來人自我介紹後，薑維驚呆了。
一席交談後，胡德平帶著薑維寫的材料，蹬著一輛舊自行車走了。
這一次，薑維很快就接到了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去參加研究成立公司一事。
參加會議的有全國人大、國家工商局、對外經濟貿易部、海關部門等。
在此次會上，關於私營經濟問題爭論很激烈。
許多年後，薑維在深圳遇到了當年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李灝，李灝說：“薑維同誌，你的事，耀邦同誌沒少費心。我們當時也有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可耀邦同誌說，讓他先試辦一下嘛。就這樣，你的公司才得到國務院的特例批準。”
1984年11月9日，時任中央經貿部副部長的魏玉明在辦公室裏向薑維宣布：“你要辦的私營公司經國務院批準，可以同港商合資辦公司了。”
接過特批文件，奔波了幾個月的薑維激動萬分，眼淚忍不住地流了出來。
第一個私營經濟“準生證”的誕生，在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新華社發了通稿，許多國家報紙也都報道此事並做了評論。
薑維創辦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標誌著銷聲匿跡20多年的私營企業又重出現在印著國徽的文件上，薑維也將作為中國第一家私營企業經理載入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史冊。
若幹年後，身處北京，時任光彩中國實業集團的董事長兼總裁薑維，回首往事，仍激動地說：
我所接觸的環境和人物都比較超前，正是那個環境和年代給予了我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