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張學良的延安會談。
正當東征紅軍以橫掃千軍如卷席之勢，突破閻錫山部隊二百裏封鎖線，消滅其三個旅，並占領石樓、中陽、孝義、隰縣、永和五縣廣大地區之時，毛澤東和彭德懷接到秦邦憲的電報――瓦窯堡2月27日來了兩名神秘的“客人”。這兩名“客人”分別是周繼吾和張子華。
周繼吾，即董健吾(1892―1970)，上海青浦人。早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習。是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其公開身份是上海聖彼德教堂的牧師，並參加由中共黨組織領導下的互濟會的工作。董健吾與宋慶齡等進步人士來往密切。1936年1月，宋慶齡交給董健吾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陝北麵交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還交給董健吾一張由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簽署的委任他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上海地下黨組織介紹時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的張子華與董健吾同行。
張子華(1914―1942)，原名王緒祥。寧夏中寧縣人。193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秘書。1934年9月，張子華受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的委派，到陝北根據地視察工作。當時化名黃漢的張子華，曾在清澗河口聽取了中共陝北特委負責人郭洪濤的工作彙報，並以中共北方局巡視員的身份致信陝甘邊區紅軍領導人劉誌丹，希望中共陝甘特委和陝北特委召開聯席會議。1935年初，張子華調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同年11月至12月間，張子華受上海地下黨的委派，曾以中共長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國民黨南京政府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會晤。張子華此行的目的是向中共中央彙報同曾養甫會商的情況。
董健吾和張子華於1936年1月離開上海，結伴前往陝北。兩人雖然同行，但互相卻不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和目的。兩人到達西安後，見到了張學良。據張學良在《雜憶隨感漫錄》中所記：“財政部曾派一專員(即董健吾)持公函來西北總部見我，並出示孔庸之(即孔祥熙)致我的私函，請我幫忙此人要到‘匪區’去調查經濟狀況。我十分詫異，再三詢問，該員不肯吐實。我說你如不肯明白說出真情，決難獲得通過。彼不得已說出真實任務，是要向‘共匪’有所接洽。”《張學良遺稿》，第108頁。
2月19日，張學良派飛機將董健吾和張子華送到延安。在駐延安的第六十七軍第一二九師騎兵的護送下，兩人進入蘇區邊境。2月27日，董健吾和張子華到達瓦窯堡。
2月28日，秦邦憲分別同董健吾、張子華進行了談話，了解了情況。隨後即致電毛澤東和彭德懷，彙報了有關情況。毛澤東和彭德懷收到電報後，即於當天向正在洛川與王以哲進行會談的李克農進行了通報。毛澤東、彭德懷在電報中指出：周繼吾(董健吾)、張子華昨日到瓦窯堡。據談，蔣介石係陳果夫主張聯紅反日，曾擴清主張聯日反紅。此外孫科、於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張聯俄聯共，並雲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16頁。
3月2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電秦邦憲：“請你隨同高(福源)、周(繼吾，即董健吾)、張(子華)三人並林伯渠同誌來石樓，除外交問題外，尚有對日作戰戰略策略問題，主力紅軍取道問題及其他問題亟須討論，已約(周)恩來來此。”《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5頁。
就在同一天，正在清澗折家坪紅二十八軍部與該軍軍長劉誌丹、政委宋任窮指揮攻打綏德義合鎮戰鬥的周恩來，在獲知南京政府代表來到瓦窯堡的情況後，即致電彭德懷、秦邦憲等：對蔣介石、張學良的外交工作應分別進行，對張(學良)工作仍經過王以哲。和蔣(介石)談判以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為條件。《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7頁。
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連續就有關與南京政府談判問題發出三封電報。在致秦邦憲並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甲、向彼方(指南京政府)提出如下三個基本條件，作談判聯合抗日具體步驟的先決條件：(一)停止進攻紅軍，並容許主力紅軍向河北集中，首先抵禦日帝邁進；(二)政治自由；(三)釋放政治犯。乙、鄧發、(王)稼祥能來石樓均請回來。”③④《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6頁。
電報還指出：“彭(德懷)已電王以哲許高福源來前方一行，商向晉冀魯活動問題。”③在致秦邦憲的電報中說：“同意周繼吾先回南京，兄偕高(福源)、張(子華)二人來此開會。”④在致秦邦憲轉周繼吾的電報中，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提出了同南京當局談判的意見：“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乙、我兄複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19頁。
第二天，毛澤東又將上述五項意見電告李克農，請李克農通報王以哲，並由王以哲轉達張學良。②。
董健吾於3月5日離開瓦窯堡，踏上返程。在途經西安時，他再次見到了張學良。張學良回憶說：“當彼返來時，告訴我說，彼之接洽有相當的眉目。”《張學良遺稿》，第108頁。
應該說，南京當局的作為，更促使了張學良與中共領導人會談的決心。
3月中旬，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在大麥郊地區(時屬隰縣，今屬交口縣)彙合後，分別聽取了王世英關於北方局黨組織情況，以及同第十七路軍的聯係情況，和張子華關於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情況，以及他同曾養甫會晤的經過。《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8頁。
從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統一戰線問題及戰略方針問題。由於當時正處戰爭環境，會址不斷變動，會議先後在大麥郊附近的上益幹村(時屬隰縣，今屬交口縣)、隰縣石口、石樓城西南端四江村、石樓縣羅村等地召開。史稱此次會議為晉西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鄧發、王稼祥、張浩、林伯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