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保安。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是何時得到這一消息的？一些權威著作對此記載頗不相同。楊瑞廣、雷雲峰合著的《中共中央與八年抗戰》中這樣記述說：“中共中央是在12日晨得到西安兵諫消息的。”《中共中央與八年抗戰》，第141頁。
這一說法的根據是童小鵬所著《風雨四十年》中的記述。查2006年1月出版的童小鵬所著《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當時在中革軍委機要科工作的童小鵬記述說：“12日淩晨，保安軍委機要科接連收到劉鼎從西安發來的幾個十萬火急電報，說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逮捕了蔣介石和陳誠等高級軍官。譯電員朱誌良立即叫醒機要科長葉子龍，葉(子龍)將來電送給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童小鵬著：《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華文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7頁。
這一記述有名有姓，似乎言之鑿鑿。但我們來看一看劉鼎本人的回憶，就能對其中的誤記看個清清楚楚。劉鼎回憶說：“12月12日零時，張學良告訴我緊急行動的消息，我一分鍾都不敢耽誤，趕快向中央發報，但此時停電了，我就從金家巷走到南院門電料行買電池；電池買回時，蔣(介石)已被抓到了，我即把這個消息發報出去。”《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3―4頁。
關於蔣介石被抓的具體時間，前文已述及，茲不贅述。那麼劉鼎本人所說發報的時間是在抓到蔣介石之後，又從何而來保安能在當天淩晨收到劉鼎電報一事呢？
許多研究者從張學良致毛澤東、周恩來電報中落款時間為“文寅”而推測，電報當在12日晨3時至5時發出。其實這也是靠不住的。試想，12日晨3至5時之間，臨潼和西安的戰鬥並未打響，張學良又怎麼會向保安發出“文寅”之電呢？其最大的可能就是12日淩晨寅時許，電文已擬好，但未發出。待到把蔣介石抓到後，才將此電發出，但落款時間沒有改動。因此之故，才為後世史學家留下一個曆史之謎。
關於張學良“文寅”電報發到保安的時間，張國燾回憶說：“1936年12月12日近午，我們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其內容大致是：他曾向蔣(介石)痛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蔣(介石)則一味拒絕。他不得已實行兵諫，已將蔣氏及其親信隨員妥善看管，促其接納抗日主張，不達目的不止。電報並說即派機飛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來等來西安共商大計，又說他和楊虎城的部隊向西安潼關線集結，希望紅軍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銜接前進，以防不測”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一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30頁。
李德也回憶說：“1936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現了不尋常的活躍情景。毛(澤東)的住地同黨政軍最高領導人進行聯係的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著。就連習慣於夜間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澤東也一大早就出來了，周恩來來到這裏，過了一會兒，洛甫、博古和其他幾個人也來了。”李德著：《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229頁。
張學良在發給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介石)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④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15頁。
稍後，張學良、楊虎城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派人來西安共商大計。④。
中共中央在接到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電報後，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朱德、張國燾等立即聚集在毛澤東住的石窯洞裏開會，商量具體處理辦法。當天，毛澤東、周恩來複電張學良：立即將東北主力軍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僅留少數紅軍，決不進占寸土。紅軍擔任鉗製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赴兄處協商大計。《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1頁。
在這封電報中，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建議張學良：要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裏，以防其收買屬員，尤其是不能交給其他部隊看管。③張士義著：《毛澤東在曆史轉折關頭》，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0、150―151頁。
從當天中午至午夜，中共中央還三次致電共產國際。在午夜24時發出的電報中，中共中央說明：“張學良確已將蔣介石扣留西安”，“葉劍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來亦立即前去。”③電報還報告了中共中央初步議定的應變計劃：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三人組成專門委員會主持大計；半個月內在西安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南京政府暫由林森、孫科、孔祥熙、馮玉祥、宋子文、於右任、陳立夫等主持，等待國防政府成立，並防止親日派勾結日軍進犯滬寧；爭取蔣軍全部抗日；以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和晉綏軍為主組成抗日聯軍，爭取在晉綏的國民黨中央軍參加，以防禦日本進攻華北。電報提出：“請你們支持我們的上述行動，特別是：(一)在世界輿論上讚助我們；(二)爭取英、法、美三國讚助中國革命政府與革命軍；(三)蘇聯用大力援助中國。”張士義著：《毛澤東在曆史轉折關頭》，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0―151頁。
李德回憶說：“這一天(12月12日)或第二天晚上，在露天舉行了一個大會，實際上是保安和附近地區所有黨員、部隊戰士和蘇維埃工作人員參加的公開集會，幾乎看不到老百姓，因為在保安可以說沒有什麼老百姓。我也參加了這個集會，毛澤東首先在會上講話，在他之後，就我回憶有朱德和周恩來講話。”《中國紀事》，第230頁。
關於保安舉行群眾慶祝大會的情況，我們還可以從斯諾的記載中得到映證。斯諾在1957年所寫的《紅色中華散記》第一篇《關於西安事變的新材料》中，以《保安寄來的明信片》為題，記述說：“總司令(蔣介石――譯注)於1936年12月被張學良逮捕監禁不久，我接到從延安付郵來自陝西保安的一張明信片。它通過正常的郵路送到北京我的手中，寫信人是我迄未獲準披露其姓名的某醫生。他後來在抗日戰爭中在國際和平醫院擔任領導工作。他在明信片中栩栩如生地並滿懷激情地記述了在收到關於蔣介石已在西安被抓了起來的消息之後，保安立即舉行群眾慶祝大會的情況。”斯諾著：《紅色中華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