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改革試點
●中共中央、國務院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繼續搞好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認真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把企業和經濟搞活。
●王丙乾指出：“企業改革是城市經濟改革中首要和基本的環節，為此首先要解決好國家和企業的分配關係。”
●《意見》指出：“國有企業改製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涉及出資人、債權人、企業和職工等多方麵的利益，既要積極探索，又要規範有序。”
● 改革試點
共和國故事·美好未來
四川省先行企業擴權試點
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選擇了不同行業有代表性的寧江機床廠、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四川化工廠、新都縣氮肥廠、南充絲綢廠6家企業作試點，逐戶核定利潤指標，規定當年增產增收目標，允許在年終完成計劃以後，提留少量利潤，作為企業的基金，並允許給職工發放少額獎金。
1979年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試點的基礎上，製定《關於擴大企業權利，加快生產建設步伐的試點意見》，簡稱“十四條”。
文件提出，要使企業擁有利潤提留權，擴大再生產權，聯合經營權，外彙分成權，靈活使用獎金權。要求把企業的責權利結合起來，把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結合起來。並且決定擴大範圍，在100家企業中進行擴權試點。
四川的擴權試點得到了企業的熱烈響應。
四川省委書記給大家鼓勁說：“幹好了，闖出條路子；幹不好，我作檢查。”
擴大企業自主權，是對我國傳統的國有企業管理製度進行改革的一種較早的探索，且是自下而上進行的。
國務院曾於1978年製定並發布了《關於擴大國營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幹規定》，就企業可擁有部分計劃、銷售、資金運用、職工福利基金和獎勵基金的使用等問題，作了說明。
這一政策的出台，意在改革政府和企業的各種關係，是使企業從政府的附屬物，向具有一定自主權和權益的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轉變。
擴大企業自主權，就是要找到一條出路，跳出在行政性分權的“老套中循環”。
《人民日報》於1979年2月19日的社論中提出：
當務之急是擴大企業的自主權。
許多經濟學家都對這項改革，寄予了希望。經濟學家廖季立認為，改革的中心是圍繞擴大企業自主權來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
周叔蓮、吳敬璉、汪海波等人提出，關鍵是必須使社會主義企業自動化，時時刻刻發揮企業的主動性，首先必須承認它在經濟利益上的獨立性。
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之所以“自下而上”選擇改革突破口，基於兩點認識：一是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搞活經濟首先要把細胞搞活；二是企業自主權一實行，必然引起連鎖反應，四麵突擊，逼得各個部門非改革不可。
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試點，率先是從四川搞起來。此後，其他省、市，如雲南省、廣西柳州等地，也仿效四川的做法，開始擴權試點。
中央組織擴權改革試點
1979年初，時任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李先念找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的袁寶華談話，要求國家經委認真研究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問題。在作了一些調查研究之後，國家經委研究室搞出了“擴權十條”。
3月13日至20日，國家經委在北京召開企業管理改革試點座談會，參加會議的企業代表，對“擴權十條”熱烈擁護。
4月5日，“擴權十條”提交到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也得到認可，原則通過。
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主題講話，把擴大企業自主權列為經濟管理體製改革的4個“原則和方向”問題之一。他提出要把企業經營好壞與職工的物質利益掛鉤。企業辦得好，職工收入可以高一些，集體福利和獎金可以多一些，更好地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
在是否擴權問題上，中央工作會議上各方麵的意見比較一致，但在擴權的限度上有分歧。
因此，李先念說，哪些事情應由中央和地方部門管，哪些應由企業自己做主，還需要認真調查研究。
5月25日，國家經委、財政部、外貿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物資總局、國家勞動總局6個部門聯合發出通知，確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選擇8個企業作為全國的試點。
這8個企業是：北京內燃機總廠、首都鋼鐵公司、北京清河毛紡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柴油機廠、上海彭浦機器廠、天津動力機廠、天津自行車廠。
1979年7月9日至13日，在四川成都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主持會議，財政部長吳波，專程到會聽取意見。
成都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最後通過的5個文件，即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征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
這5個文件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原則通過，又在6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征求過意見。
但在這次會上，仍然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企業代表，四川和雲南省代表，與財政部代表爭論了好幾個小時。
爭論的焦點是，擴大企業自主權，會不會影響國家財政收入？
爭論是由雲南省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引起的。雲南省先後兩批50個工廠開始試點，其中省屬各係統的30個，地、州、市屬的20個。
與四川不同，雲南的試點沒有得到國務院部門的支持。國務院部門認為，雲南省《關於擴大企業權利問題的通知》中的規定，對國家財政收入有直接影響，要求雲南省予以糾正。雲南省委頂住壓力，沒有中斷試點。
在會上，雲南代表拿事實說明，擴權不但沒有影響財政收入，反而增加了收入。1979年上半年，雲南省的國家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33%。
時任四川省財政廳長田紀雲，在會上介紹的四川經驗，支持了雲南的觀點。四川全省工業利潤，比去年同期增長17%，而84個試點工廠的利潤同期增長卻是26%，比全省水平高50%以上。
田紀雲說：“水漲船高，發大財的還是國家嘛！”
一位領導人聽後，稱讚說：“你們把經濟工作搞活了，成了一個‘孫悟空’。”
田紀雲的發言很有力，最終說服了財政部代表。許多企業負責人都表示，願意成為試點單位。
為了很快推動改革，國家經委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財政部的意見，達成妥協。所以，這5個文件擴權有限，讓利也有限。
例如在企業留利比例上，比四川省的文件規定低10個百分點，四川省規定最低15%，最高25%，而國務院規定最低5%，最高15%。
1979年7月13日，國務院正式印發5個文件。
文件擴權內容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在利潤分配上，給企業以一定比例的利潤留成；二是在權力分配上，給企業以一定的生產計劃、產品購銷，資金運用、幹部任免、職工錄用等方麵的權力，以打破企業是政府機關的附屬物，吃國家“大鍋飯”的體製。
其基本思路是，希望把企業經營好壞與企業和職工利益掛鉤，以調動企業職工的積極性。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要媒體，對四川、雲南等地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的成效，作了集中報道和宣傳。
隨後，各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有關部委，根據國務院的要求，選擇各自所屬國營企業組織試點。到1979年底，試點企業擴大到4200個。
經濟學家在理論上支持這項改革，最著名的倡導者是蔣一葦，他以提出“企業本位論”而聞名。
袁寶華後來回憶說：
蔣一葦的企業本位論觀點，是在理論上對我們的一個最大的支持。
進行擴權改革試點調查
從1979年底1980年初，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機構，組織了多次擴權改革試點調查。
1979年10月17日至12月7日，中央辦公廳研究室理論組，到四川、安徽、浙江省調查，和3省7市領導人、有關經濟部門負責人，以及20多個企業廠長、經理、黨委書記，座談40多次。
在1979年冬，人民銀行總行也組織了一個經濟改革調查小組到四川調查，走過成都、灌縣、樂山、自貢、重慶、渡口等地，跑了10多個廠、店。
同時，薛暮橋帶領中財委體製組，到上海去看經濟改革情況。
在各路調查中發現，地方對擴權改革很熱心，最積極的是企業，包括企業管理者和職工。
時任成都量具刃具廠廠長陳威儀說，石頭埋在土裏當然衝不出地麵，如果是種子，那一定會破土而出。
合肥無線電廠黨委書記提出，搞“自負盈虧加一長製”，自告奮勇“組閣”承包。還有一些長期在經濟管理部門工作的人員，也積極支持改革。
時任安徽省經委副主任倪則庚，從新中國成立起就在工交戰線工作。倪則庚說，對競爭憂心忡忡是沒有必要的，我們會越爭越興旺。
四川省一位主要領導人說，四川目前是想通過試點走出一條路子來。安徽省一位主要領導人談到改革，也饒有興味。
企業職工的態度，顯然是與其切身利益聯係在一起的。擴大企業自主權最直接的好處，就是企業有了財力，解決職工迫切的“三子”問題。
工人多年來關心的，一是孩子，二是房子，三是票子。孩子問題是上山下鄉兒女要求返城就業；房子問題是10多年沒蓋宿舍，很多年青人結婚沒分房子，生了兩個孩子還在打遊擊。有的地方三世同堂，最多的五世同堂。三是票子，10多年沒加工資，物價漲了，可是實際工資略有下降。
在擴大自主權後，“三子”問題要逐步解決。關於“孩子”問題，省委主要領導出了個點子，用老工廠的廢舊車間、閑置舊機器辦起大集體，把子弟吸收進來。這樣上山下鄉的子女都可以回來。老子幫兒子，供銷科幫大集體跑市場，結果辦起來的大集體，不但不虧本，還賺錢。
關於房子問題，企業基金中公共福利部分，首先用於建房子。自貢等地都蓋了新工人宿舍，要求住房的解決了三分之一，沒分到房子的也看到了希望。
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顯現出“搞活企業”的最初成效。主要是企業有了一定的改善經營管理，適應市場需求的動力和財力。
1979年，全國實行經濟調整，一些企業陷入生產任務不足的嚴重困境，特別是鋼鐵工業和機械工業麵臨的壓力更大。
然而，四川沒有出現這種局麵，他們讓企業自己想辦法，依靠市場救活自己。
重慶鋼鐵廠年生產能力為60多萬噸鋼材，國家下達的生產計劃隻有55萬噸。重鋼自找市場，同省內外200多個單位簽訂供貨合同，自銷鋼材近13萬噸，占鋼材銷售總額的19%，鋼材年產量比1978年反而增長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