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橡膠廠組織了幾十個小組，到雲南、貴州及全國各地跑。從前是采購人員滿天飛，此時是推銷員滿天飛。到處去征求意見，提高產品質量。他們的做法，得到了省委主要領導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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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寧江機床廠的例子更典型。1979年，寧江機床廠計劃生產機床314台，物資部門分配時，隻有50%的產品有銷路，其餘找不到需要單位，通知該廠削減指標。
6月25日，寧江機床在《人民日報》上登出“承接國內外用戶直接定貨”的廣告，結果訂戶盈門，銷路大開，相繼簽訂國內外合同1000多台，超過計劃3倍。
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引進市場競爭。四川寧江機械廠廣告一登，使國內同類廠家受到巨大壓力。寧江廠生產的7毫米的自動車床，具有高生產率、高精度和加工穩定、操作簡便等特點，出廠價9500元。這迫使上海、遼寧、杭州、西安等地廠家，不得不降價。
西安一個機床廠因降價虧本，無法繼續生產。寧江廠廣告一登，杭州一個儀表設備廠訂戶紛紛退貨，弄得這個廠無法維持，隻得發動職工去推銷，產成品銷完就關門不幹了。上海第十一機床廠，也承認比不上寧江廠，準備轉產。
試點企業有了一定的擴大生產的動力和資金能力。1979年2月，重慶第二針織廠用提留企業基金6萬元，買回20台織襪機，上半年投產後獲利138萬元。後用這筆資金又買回織襪機60台，到年底共獲利63萬元。
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試點，對計劃經濟體製構成了衝擊，在傳統體製上打開了一個缺口。
在生產過程中，試點企業獲得了在國家計劃之外自行安排部分產品生產的權力，衝擊了按指令性計劃生產的製度，企業開始適應市場需要組織生產。
在流通過程中，試點企業在設備、原材料、燃料動力供應和產品銷售方麵，都有了一點靈活性，衝擊了物資部門統收統配和商業部門統購包銷的製度，使一部分生產資料開始作為商品，進入市場。
在自銷產品價格方麵，試點企業有了一定浮動定價權。作為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副產品，生產資料雙軌製價格初露端倪。
在利潤分配方麵，試點企業留利比例還很低，但畢竟企業有了自己獨立經濟利益，衝擊了國家財政統收統支製度。
而計劃外生產和銷售的擴大，創造了市場生成和發育的空間，為非國有經濟包括城鎮集體經濟、農村鄉鎮企業和城鄉個體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因此，擴權改革對市場化的啟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辦研究室的調查報告說：
我們所調查接觸到的人，企業廠長、經理、書記、各經濟部門負責人，或省市領導人，積極於改革、致力於試點的都大有人在。尤其許多基層幹部，可以說是雄心勃勃、勁頭十足。
國務院相繼提出改進辦法
1980年，中央領導人和理論界，都在尋求新的突破。當時的國務院主要領導強調，要把研究解決擴權改革以後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上日程。
中央領導認為，在總的體製沒有變動的情況下，自下而上改革的，各方麵矛盾很多，牽扯很大，如果不解決新矛盾，就前進不了，甚至已經改了的也鞏固不住。
所謂“新問題”，大體有兩個方麵：一是已經進行的初步改革，同尚未改革的整個經濟體製的矛盾；二是企業搞活以後出現的一些不正當的做法。而前者是主要的，大量的。
國務院主要領導的基本思路是，在目前還不能驟然進行大改大革的情況下，要尋求具體的改善措施，解決新出現的問題，以鞏固已有的改革成果。
中央領導提出了解決6個方麵問題的想法，這6個問題是：
1、自有資金的使用和流向問題；2、利潤留成懸殊造成苦樂不均的問題；3、市場調節和克服生產經營的盲目性問題；4、擴大自主權與專業化改組結合問題；5、發揮大城市作用的問題；6、獎金問題。
1980年4月9日至19日，國家經委在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工交會議。會議確定繼續搞好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並把地方企業擴權試點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自治區，特別要求選擇少數礦山，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要在國家計劃指導下，進一步搞好市場調節，協調好工業、商業、外貿、財政、銀行、物價、物資等各方麵的相互關係。
針對會議有爭論的獎金發放問題，經國務院領導層商議，確定了幾項原則：獎金發放應該有一個控製額；企業在規定的獎金範圍內，可以自行確定具體獎勵辦法等。事實上，還是給予企業發放獎金的更大自主權。
5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國家經委關於全國工交工作會議的報告，並要求：
各地區、各部門要繼續搞好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認真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把市場調節進一步搞開，把企業和經濟搞活。
隨後，擴權改革試點進一步擴大。到1980年6月，發展到6600個。約占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左右，產值占60%左右，利潤占70%左右。
1980年9月2日，國務院同意並批轉國家經委《關於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工作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對一年多來擴權改革進行了總結，並提出一些改進的辦法，比如：
改進現行的利潤留成辦法，最根本的是要對價格、稅利進行合理的調整和改革；
積極進行企業獨立核算、國家征稅、自負盈虧的試點，這是從利潤留成向前發展的必然趨勢；
賦予試點企業在計劃、產品銷售、物價方麵一定的自主權，而企業對留成資金的使用要有充分自主權；
實行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有償占用等等。
同時，在經濟管理體製不能大動的情況下，決策層對改組企業抱有很大期望，希望通過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自下而上、循序漸進地脫離地區封鎖、部門分割的體製，並促進企業之間的競爭。
為此，國務院先後發布了《關於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和《關於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兩個文件。
從文件可以看出，改進的辦法仍然是循著放權讓利的基本思路進行的。
一些經濟學家在回顧這段曆史時認為，擴權改革試點引出的矛盾和混亂，從根本上說，正是“放權讓利”的改革思路無法避免的。
經濟學家吳敬璉說，“把傳統體製的弊病歸結為權力過分集中，是一種膚淺的論斷；權力高度集中乃是用行政計劃配置資源的必然要求。企圖以‘放權讓利’來實現經濟運行狀況的根本改變，是絕不會收到效果的。”
不斷超越放權讓利的思路
解決擴權試點與舊體製的矛盾，根本出路是要改革整個經濟體製，初期改革，微觀試驗太多，而宏觀體製改革沒有規劃，微觀與宏觀脫節。
這種現象，在1980年，第一次來訪的聯邦德國經濟學家古托夫斯基，也覺察到了。
古托夫斯基認為，中國在擴大企業自主權方麵取得很大進展，自由市場發展很好，改善了居民的供應。但是，古托夫斯基憂慮，中國在微觀經濟方麵進行的試驗太多，如上繳利潤、利潤留成方麵。企業各自為政，存在著無政府主義狀態。在宏觀經濟上看不到完整的規劃，尤其是看不到在微觀經濟方麵的局部試驗和宏觀經濟有什麼聯係。
1981年9月14至15日，古托夫斯基應薛暮橋之邀，第二次訪華時，就中國經濟改革和財政金融問題，提出了谘詢意見。
當時，一批中國經濟學家開始超越“放權讓利”的思路，探索新的改革思路。
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周圍，形成了一個主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橋、杜潤生、於光遠、馬洪、廖季立等人。
其中，薛暮橋既是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又是國務院體製改革辦公室顧問。還有一大批在解放後接受經濟學教育的經濟學家。
當1980年以“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國有企業改革，導致了經濟的劇烈波動時，薛暮橋就提出了單純注重激勵機製的改革的局限性，他主張把重點放到“流通改革”上。
薛暮橋於1980年初夏在為國務院體製改革辦公室起草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初步意見》中，明確指出：
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製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
在文件初稿中沒有這句話，是薛暮橋最後加上去的，但這句話概括了這個文件的精髓。
文件提出：
我國經濟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應當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製占優勢的條件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總的設想是：把企業從部門和地方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改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單位；把分散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經濟單位，改為按專業化協作和經濟合理的原則組織起來的經濟聯合體；把受行政係統分割的封閉的產品分配調撥體係，改為統一領導的開放的商品市場；把按條條、塊塊組織經濟活動，改為通過經濟中心來組織經濟活動；把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計劃製度，改為自下而上、上下結合的指令性和指導性結合的計劃製度；把主要依靠行政辦法管理經濟，改為主要運用經濟手段調節經濟；把忽視法治改為嚴格法紀，加強經濟立法、司法和監督等。
這份文件提交到1980年9月中央召開的省、市、區第一書記會議上。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農業改革政策。為了向關心改革總體方向的與會者通氣，沒有深入討論。
薛暮橋在會上作了一個說明：
在我們起草這個文件的時候，深深感到所謂經濟體製的改革，是要解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應當建立什麼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方向。將來起草的經濟管理體製改革規劃，是一部“經濟憲法”。
薛暮橋的意見，實質是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係，在這種體係中重新定位國家與企業的關係。
薛暮橋的話，給國務院主要領導人以重大影響，但是，這一改革思路在決策層未能成為共識。
從“放權讓利”的實踐看，企業仍然沒有擺脫政府部門附屬物的地位，單一的行政性“分權”和“讓利”，並不能確定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商品生產者地位。
此外，由於當時的宏觀改革政策未能配套進行，政府賦予企業的各種權利，有的並沒有真正落實，有些實際上已重新被政府收回，或者被地方政府截留。
這些現象使人們認識到，政府於企業之間的經濟關係，需要運用經濟杠杆實現規範化，企業在獲得某種權利的同時，也應承擔與其相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