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從屈原起，中國文人最讓統治者頭疼的一點，就是他們堅持筆下的真實。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沒的，被改寫的，被當局有意忘卻的曆史真實，無論如何也要寫出來的勇氣和骨氣，不屈不撓，齎誌以赴，知道沒有什麼好果子吃，文人的誠實，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傳的曆史責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認為，作為一個中國文人，最起碼的一條寫作準則，就是要給曆史留下來真實。可以不寫不說，但不可以瞎寫瞎說，尤其不可以為了迎合什麼而顛倒黑白，而枉顧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為康雍乾唱讚美詩的史學家、文學家，實在是令人為之齒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後邊，那口至今猶在的池塘，當時為避禍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將近百十來口，其中以婦孺眷屬為多。據說這口池塘，時聞冤魂夜哭，到了刮風下雨的天氣，常見幢幢鬼影，時有陣陣陰風。
看起來，文人遭遇皇帝也罷，或者皇帝有意識地遭遇文人也罷，說了歸齊，雙方矛盾的症結，就在於真實二字。一個要說出寫出這個真實，一個不要你，不讓你，不準你說出寫出這個真實。於是，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的統治者，隻有訴諸於文字獄的辦法，來收緊文人的骨頭。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這便是中國文人永遠擺脫不掉的噩夢。
§§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