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會知道司馬遷這個名字；而知道司馬遷是位曆史學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李陵敗降匈奴事辯解，觸怒漢武帝下獄，受“宮”刑；然後於汙穢肮髒之中死去的故事。
“宮”，即是去勢。司馬遷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中，一個很特別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唯一。
“宮”，和去勢，是一回事，但性質有所不同。“宮”是刑法，是無可選擇的。去勢，在有皇帝的年代裏，是當太監的首要條件。若不想當，也就不必去勢。當然也有或被父母鬻賣，或因生活無著而淨身入宮，不無被迫的個例，但大多數被閹者，是作為謀生手段，甘願去勢，求得進宮的這份資證。因此，這班人對於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狀態，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為太監，生活在無數已將“那話兒”連根切掉的人中間，大家彼此彼此，誰也不可能笑話誰，褲襠裏有沒有那個玩意兒，便是無所謂的事了。
太監這行業，不僅中國有過，外國也有過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勞狄、尼祿、維特利烏斯和提圖斯等羅馬諸帝，如其後的拜占庭帝國諸帝，奧斯曼帝國諸帝，都曾在後宮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國明代，大概是曆史上破記錄使用宦侍的帝國，故有“十萬太監亡大明”這一說。任何朝代，太監或類似太監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於宦官有太多的機會接近帝王後妃，容易獲得寵幸；加之閹人的變態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們的仇恨準則。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讀來讀去，凡太監，都不是好東西。至少，好東西極少極少，所以，對這卑汙齷齪者多，陰暗險惡者眾的一群，統統蔑稱之為“閹豎”，倒也合適。
但司馬遷之被“宮”，與“閹豎”的去勢，截然不同。老實說，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軟，什麼毒辣殘忍的法子沒有使用過呢？但把文人××連根端掉者，劉徹是獨一份。那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文人之受屈辱者，莫過於此。
“宮”刑，在中國，盛行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初期，以閹割或損壞男女生殖器官，旨在使其餘生在屈辱中度過。漢武帝異想天開，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裏，他不殺頭，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麼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宮”刑，來對付他的國史館館長，國家圖書館館長，使其喪失作為一個男人的尊嚴，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這一招，實在可謂既惡且損，加之下流下作。
這奇恥大辱對司馬遷來說，“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一位“英明”之主，竟對文人進行如此卑劣的報複，簡直使我們這個具有悠久文明的中華民族，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夠將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能夠將聖女貞德，將布魯諾在火堆上燒死，憤怒的革命群眾，甚至將路易十六夫婦送上斷頭台一一鍘死，不可謂不恐怖；在莎士比亞時代，人犯的腦袋，也有割下來掛在倫敦塔橋上示眾的，其殘忍可想而知。但像劉徹用“宮”刑對付一個文人，對付一個埋頭在簡牘中閱讀曆史的學者，這是世所罕見的無恥行徑。
每讀毛主席在《沁園春》的詞中：“秦皇漢武，略輸文采”這一句，我總會想起他“宮”司馬遷這件丟中國人臉的事情，虧他做得出來，下得去手。我始終想，問題恐怕就出在這句“略輸文采”上。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劉邦，雖能吼出兩句“大風起兮雲飛揚”，可這位亭長從不以詩人自居，無論司馬遷說長說短，根本不甩儒生的漢高祖，至多當他放屁，不當一回事的。而漢武帝，詩詞歌賦都來得，雖“略輸”，還有點“文采”，這一有，就壞菜，他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間，免不了計較，就要關心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就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了。而且，有權的文人，嫉妒起來，往往不擇手段。“宮”你一下，又何妨？所以，碰上一個有文采的皇帝，哪怕“略輸”一點，絕不是什麼值得文人大眾高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