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司馬遷堅持不死，哪怕糜爛到無可再爛也不死，有一口氣，還要著《史記》的私衷，古往今來，隻有一個人看得最清楚，那就是東漢的王允。在《三國演義》裏，用連環計幹掉董卓的那位王司徒，處決另一位也是書呆子的蔡邕時，舊事重提：“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複使吾黨受其訕議。”（《後漢書》）
王允明白，雖然，文人是極其膿包的，統治者掐死一個文人，比碾死一隻螞蟻還容易；但是，極其膿包的文人，憑借著那支禿筆，卻能把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庸君，淫君，一一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受到千年萬載的詛咒和唾棄。
到底誰更強些，誰更弱些？從比較長遠的曆史角度來衡量，還真得兩說著咧！
司馬遷必須活下去，隻有活得比劉徹長，哪怕長一分鍾，一秒鍾，這個能“宮”他××的皇帝，就再無可能“宮”他的不朽之作。現在，“略輸文采”的漢武帝終於真正輸了，終於走向死亡，而在精神上徹底升華了的司馬遷，此時此刻，那個早已不是他的，還給他帶來羞辱的肉體軀殼，已無存在的必要。於是，我們這位史聖，遂不知所終地在人間蒸發了。
生年不詳，卒年更不詳，這或許治史的司馬遷，故意留給後人的一筆告白：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著，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