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與時代的關係至大。動亂，則文學終結，安定，則文學複蘇。十年文革，隻有浩然先生的小說，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證明。
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的災難之中，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因為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壞文明文化，摧毀社會財富的相當消極的方麵。董卓，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和黃巾也差不多，都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仇視知識，仇視人類文明的特點，在破壞人類文明成果的憎恨氣氛裏，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隻鳥兒，隻有噤若寒蟬，休想唱出動聽的聲音了。
因為經曆了巨大的變亂，遭受了嚴重的劫難以後，人民需要休養生息，這樣，就出現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個性開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機會。所以，“慷慨任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征。回憶十年浩劫結束以後，新時期文學所以如井噴而出，一時洛陽紙貴，也是由於這些劫難中走出來的作家，適逢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才寫出那些產生轟動效應的作品。這和建安文學的發展，頗有大同小異之處，就是對於那個動亂年代“梗概而多氣”，真實而深刻的描寫，引起讀者共鳴的。因此，“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時代不容精雕細琢的產物。無論後來的諸位明公，怎樣搖頭貶低，不屑一談，或求全責備，都是大可不必的。隻要起到曆史作用的文學，無論怎樣的稚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便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了。現在那些笑話新時期文學發軔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實正說明自己不懂得尊重曆史唯物主義的幼稚。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隻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確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適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於曹氏父子的捉倡，得益於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於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謀生存的一群專業作家。他們的行為特點是：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讚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並強調藝術個性。可以說是中國非正統文人的最早的樣本。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陸機、潘嶽、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
那時，他們的浪漫行徑，風流舉止，自由作風，個性色彩，恐怕連後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有一次，曹操派手下人邯鄲淳去看望曹植。據《三國誌》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從這裏，我們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無拘無束的自由。這和司馬遷《報任安書》裏那種對於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態，和司馬相如給皇帝獻賦時的那種唯唯諾諾到諂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點作家的自我意識和不羈的精神。
從曹丕的詩《於譙作》“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和曹植的詩《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可以看到他們的宴遊燕集，豪飲小酌，鬥雞胡舞，高談暢嘯的快樂情景。《文心雕龍》曰：“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這類沙龍式文人聚會活動時的自由競爭，各馳所長，平等精神，批評空氣，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狀態。尤其漢末黨錮之禍將大批知識分子，或放逐，或鎮壓，或永不敘用，弄得大家膽戰心驚，精神萎靡不振，建安文人的崛起，實際是給中國文學注入一股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