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四世紀末，少數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權在北方崛起。
鮮卑族的拓跋氏這一支，好戰尚武，以騎掠剽劫為生，曠居漠北，封閉阻隔，愚昧落後，拒絕開化。因此，其野蠻程度也甚於其他邊外民族。他們對於漢文化，采取絕對的排斥態度；並且頑固地堅持舊習俗不變，甚至到了很晚的時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遠離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機會摧毀文明時，也就越是殘忍，必然要把體現文明精神的一切，視作燒殺搶掠破壞毀滅的對象。
曆史上不時出現的文明倒退，就是這樣產生的。歐洲十字軍的東征鐵蹄，將埃及、拜占庭文明消滅殆盡；汪達爾人從西西裏殺來，輝煌的羅馬文明便毀於一旦。同樣，中國的每一次劫難，也都發生在外來的低文明的少數民族政權，和無文化的農民革命政權，進行野蠻和半野蠻的統治時期。回顧“文革”十年，以破“四舊”為名，進行打砸搶者，一大半是無知的紅衛兵；提倡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論，殘酷折磨知識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撇開特定的政治條件，與這些人肆虐文明、摧殘文化的野蠻心理是分不開的。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堅，由於長期統領部落，居遊在漢民族的邊境內外，雖然不斷騷擾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和感化也就相對多些，並由此產生出對於高級文化的親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們更追求民族的文明進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語，努力融入中華文化。拓跋氏則不同，胡服騎射，遊掠虜獲，許多陋習，迄無變化，抱殘守缺，恐懼文明。
民族如此，具體到一個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這些人的頭腦裏，對於接踵而來的現代文明，時代進展，新鮮事物，生活變化，由於來不及適應，便產生所謂的“拒絕投降”的怨尤情緒。有的作家發思古之幽情，留戀昨天那其實一點也不愉快的貧窮生活，好像春節到了，才供應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黃金時代，於是像古人懷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歲月，將滿目瘡痍的昨天，塗上烏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來對抗現實。這和遠古時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廬、奴役製度、擄掠人口，視作正常現象甚至還引以為榮一樣，完全因為變革而打亂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榮，也缺乏與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線上衝刺的力量，才對新時代帶來的文明變化，像麵對洪水猛獸似的畏忌。
因此，野蠻落後而頑固保守的拓跋氏，憑藉武力，統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為戰勝者，就要進行殘酷的報複。文化上的差異，也形成可怕的壓迫。弱的劣勢文化，便要淩駕於強的優勢文化之上，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時常出現空白的由來。拓跋氏以人數不多、文化低下的遊牧民族，統治人多地廣文化較高的漢族地區，不得不使用漢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這些文化教養高於他們的被統治者。於是，猜疑忌畏，動輒問罪，大張撻伐，殃及無辜，便成為文化低下的主子們的發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劇，就是這樣產生的。殺他的同時，不但“誅清河崔氏無遠近”，連“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門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層次要高得多的漢人，一網打盡。因此，強劣而汰優，便是野蠻戰勝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類曆史，就是文明與野蠻的較量史。
現在回想陳寅恪那樣的大知識分子，在“文革”間受辱於無知的群氓之輩，也就不以為奇。凡落後者，無不反對開化；凡愚昧者，無不仇恨文明；凡文化處於低下狀態者，無不對擁有文化的人，好的，采取戒備疑懼的態度；糟的，就是敵對仇視，欲除之而後快。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殺大權，他的第一假想敵，就必是知識分子無疑。哪怕知識分子已經匍匐在他麵前，輸款納誠，三跪九叩，吾皇萬歲萬萬歲，他也不放心，視那個磕頭如搗蒜的文化人，為首先要防範的階級異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