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池田大作與湯因比談起華夏文明，忽發奇想，問這位英國曆史學家：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說：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也許會選擇唐代。
“那麼，必定是長安了。”
中世紀的長安，比現在的西安，大得多多，是當時頂尖級的大都市。
“不”，他說：“很可能在絲綢之路上的某個綠洲定居下來，那裏更適宜我進行曆史的思考。”
連接歐亞兩大陸的廣袤地區，雖然，由漢至唐數百年間，中原與邊外，以及邊外各族之間，斷不了沙場廝殺，兵戎相見；不過，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對於環境的危害，遠不如工業化三廢的汙染所造成的後果那麼嚴重。所以，仗打完以後，地照樣綠，天照樣藍，空氣照樣清新。
中古時期的西域，森林的蓄積，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都還處於正常狀態之中，因此，空氣濕潤，溫度均衡，水草充沛，牛羊肥美。可想而知，這一帶的遊牧民族，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是多麼的優哉遊哉了。一個個體軀壯健，精力飽滿，自不必說，性腺發達，肉欲強烈，也是不以為奇的事。加之沒有漢民族那種封建禮教的束縛，自由自在，敢愛敢恨。當時，恐怕連整個大氣層，都洋溢著荷爾蒙的味道。
所以，魯迅先生1934年寫給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不無遺憾地說到：“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特地到長安去了一次。到那裏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連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因此，絕不能以今天基本貧瘠的西部狀況，來想象唐代的西域。湯因比先生不傻，選擇唐代絲綢之路住下來，的確是個怪不錯的主意。
應該說，介於歐亞之間的西域，是個出美女的地區，至今猶是。我曾做客於斯大林的故鄉高加索，頗訝異於那裏的女孩子著實漂亮。可能歐亞人種的差異，所形成的雜交優勢，使得這個地區的女性，無一不出落得格外誘人。由此推想唐代那些發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情竇初開，亭亭玉立，身材窈窕，熱情奔放得不可抑製的少女，該是如何令男人們內分泌賁張，荷爾蒙亂竄了。
不過，這與湯因比先生無礙，如果實現他的理想，落戶絲綢之路的某城某鎮，碰上幾位鍾情的西域女子，擅不擅長個人化寫作，敢不敢私語至臍下三寸，無關緊要，他憧憬的是唐代那豪邁慷慨，自由散淡，放任不羈，揮灑自如的浪漫生活。試想一下，將鏡頭對準湯因比先生，日出，雪山朝陽，仰天嘯歌；清晨，葡萄架下，慢步行吟；正午，席地而坐，林間小酌；餐後，氈房微睡，一枕黃粱；傍晚，弦索彈撥，翩翩起舞；入夜，美女擁抱，耳鬢廝磨。這種愜意的生活，可比他在倫敦皇家國際關係協會的辦公室枯坐，要有趣有味得多。
唐代的中土人，大氣，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風流，那真是中國曆史上極輝煌的日子。絲路暢通之際，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隊羈旅的所在；雪山腳下，凡掛酒旗的村舍，都會有駝鈴清脆的音響。於是，弦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遝；青衫薄衿，難掩春光；玉體橫陳，魂飛魄蕩。這一切的歡樂，一方麵是那亮閃閃的波斯金幣在起作用，另一方麵，也是那時充滿開拓精神和冒險意識的旅人們，一種敢於揮霍生命的豪氣。
人，需要這份豪氣；國家，同樣也需要這份豪氣。
漢、唐就以這份豪氣，做出了“當驚世界殊”的大事業，大格局。嗣後的王朝，休想再有這等大作為，大手筆了。宋以後的程朱理學，明以後的科舉以八股文取士，桎梏了人們的思想，從此，中國人不但失去了漢的大氣，唐的生氣，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氣，迂腐氣，偽君子氣，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氣，尤其是那種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閹寺氣，全非魯迅先生打算寫《楊貴妃傳》時，所指望的那種洋溢著生命力的天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