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湯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絲綢之路上，那些追趕著夕陽，往西方行進，沐浴著晨光，向東方而來，所有跋涉在雪山、鹹湖、芨芨草、砂磧間的勇敢者的這種豪氣。
那是用腳一步步量出來的悲壯行旅，茫茫大漠中的行人影，千裏戈壁裏的蹀躞腳印，該留下多少鄉關何處的惆悵，故土家園的相思啊！寂寞的駝鈴，孤獨的行者，陪伴著的隻有那長長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誰知明天的途中，會不會滿天塵暴，難逃幹渴的困境，而於無望中無聲無息地倒斃？會不會風沙裹脅，永遠也到不了下一個驛站，成為一具無名幹屍？然而，隻要還有一口氣，就會不停地往沙漠深處走去，絕不會回頭。
天高雲白，萬裏沙塵，長河落日，羌笛聲聲，看著地平線漸漸淡逝的餘暉，在寥廓蒼茫中，會不令這位曆史學家，對漢唐帝國這種拓展絲綢之路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嗎？
我想，如果湯因比先生選擇公元七世紀，來到天可汗統治下的西域，他是絕不會後悔的。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平東突厥，在蒙古高原設置行政機構。九年（635）敗西部的吐穀渾。十四年（640）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公元七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阿拉伯帝國），天竺（南亞次大陸），和更遠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紀，絲綢之路曾經是一條充滿生氣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
從我們多少讀過的唐人詩句，也可看出中外交融的場景。如岑參《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如元稹《法曲》：“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那時的長安，說是一個國際都市，不為過分。看來，居住在長安的胡人，不比現在北京城裏的外國人少。胡人一多，自然胡妹也就不能少了，唐代首都的紅燈區平康裏，難免就有一些妖豔的西域妹。李白詩《少年行》之二：“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頗足以說明色情行業的發達。
唐人小說《李娃傳》中的那位大姐大，她傍的情人，別人認定是個大款，她連忙辯說不過是個“窮波斯”而已。從這些胡人胡語，竟然能夠進入民間口語領域，也就了解絲綢之路，不僅僅是貿易，也還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交流從來是相互的，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也是領導潮流的先進國家，就像現在某些同胞，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一樣，彼時的外邦人，也有相信中國月亮比他們那裏月亮更圓些的。如今的西方人，是不大瞧得起我們了。但在唐貞觀年間，“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曾是個極文明的社會，而歐洲的日耳曼、條頓、高盧諸民族，按辜鴻銘先生語，還在“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呢！
辜老爺子的中華文明至尊思想，稍嫌偏激，但中世紀的歐洲，確實也是落後過的。貴婦人內急了，在路上蹲下來，靠裙子掩護，旁若無人地隨地便溺，也是街市的一道風景。甚至到了十六世紀，那位啟蒙者盧梭，並不把掏出他那發育不全的性器官當眾小解，看作是多麼不雅的舉動。研究者甚至認為，巴黎香水業所以如此發達，很大程度是由於他們的先人不常洗澡有關。
當君士坦丁堡通過絲綢之路的交流，建起城市公共浴室係統時；當拜占庭帝國後宮裸浴的旖旎風光遐邇聞名時；當蘇丹王爺們沉浸在這種東方式沐浴的快樂中時，很顯然，不過是學我們李隆基和楊太真，在臨潼泡溫泉桑拿，剝冰鎮荔枝，西亞版的“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罷了。而彼時彼刻的歐羅巴，男人穿著樹皮鞋，女人還鎖著貞操帶，剛走出野蠻時期。
這種人類發展過程的“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不平衡，正是曆史的常態，焉知在下個世紀，下下個世紀，會不會輪到我們去笑話現在笑話我們的人呢？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事還真的很難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