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兩朝，大概是中國最具開放精神的朝代，那勢頭，當不弱於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中國的開放力度。如果中國一直保持著漢唐盛世，麵對世界的大開放的格局，延續至今，那麼，其發達昌盛的程度，簡直無法想象。中世紀，羅馬十字軍東征，如入無人之境，何其猖狂，何其得意，但是，有勇氣向東方搖晃一下威脅的指頭嗎？我想，即使借給他們膽子，也不敢的。
可惜，由於一部分中國人喜歡自相殘殺的毛病；熱衷於折騰，越窮越折騰的毛病；過不上幾天好日子，七八年就要鬧一次的毛病；誰也不能好，誰好就掐誰的窩裏鬥的毛病；要活一塊活，要死一塊兒完蛋的毛病……這許許多多的劣根性，發作起來，使得曆朝曆代的太平歲月，即使是輝煌盛世，也維持不了一百年，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麵。
正如舞台一樣，台上的演員荒腔走板，不好好扮演他的角色，台下的觀眾忍不住了，他們便要粉墨登場，於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些推動曆史前進的農民革命軍，好一個殺字了得，結果，天下大亂。一個黃巾，結束了漢帝國，一個黃巢，結束了唐帝國。而且，黃巢之惡，後來居上，甚於黃巾，在中國曆史上，凡標之為“末”的王朝，都有可恥的人吃人記錄，但唐末，稱得上是空前絕後，最為恐怖慘絕的。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黃巢（第三次）退出長安，在陳州被阻。”“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皚，並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
中和四年（884）：“時黃巢雖平，秦宗權複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備糧，車載鹽屍以從。北至衛滑，西用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目千裏，無複煙火。”
因此，湯因比先生如果挑選公元九世紀的唐朝，那他可就要倒大楣了。誰也不能保證那些農民革命軍的兄弟們，會不會將這個來自不列顛的胡人，扔進大鍋裏煮了吃。那時的中國，烽火千裏，路絕人煙，屍骨無存，一片焦土，人類文明倒退到原始部落時代，成了十惡不赦的食人生番，絲綢之路怎麼不湮沒在沙漠裏，連遺跡都難尋難覓呢？
絲綢之路一斷，開放局麵終結，唐以後的五代，五代以後的兩宋，隻有半壁江山，維持一個偏安局麵都難，哪有重開絲路的雄心壯誌？明、清兩代，開國之初的幾任帝王，譬如朱元璋、朱棣，譬如玄燁、弘曆，倒有過版圖上開疆拓土的意識，但複興絲路，重振貿易，根本不在他們的視線之內。及至明末清末，內憂外患，難以為繼，自顧不暇，哪裏還敢放眼世界。老實講，能喊出開放口號者，也是需要一份豪氣。這證明了一個真理，強大才敢向外，衰弱唯有封閉。在中國曆史上，晚明和晚清兩代的統治者，上下談夷色變，唯有閉關鎖國，最後，幹脆連片板也不許下海，關起門來當皇上了。
於是，眼看著早年“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歐洲人，變得強大和人五人六起來。二十世紀初，八國聯軍打進了紫禁城，大清國的皇帝和太後，隻有挾著小包可憐兮兮地逃往西安，也實在令擁有古老文明的中國人不勝唏噓。其實，漢唐盛世，中國人是挺有自信的，既不拒絕外邦文明，更不害怕外來事物。大概，中國人總是在國力臻於強盛，經濟日見發達，才能挺起胸膛，抬起頭來，麵對世界。而一旦到了害怕開放的內閉之時，也必是國家的孱弱之日，就采取鴕鳥政策，一腦袋紮進沙子裏，什麼都看不到，也就等於什麼都不存在了。
現在回想漢代的張騫、班超先後出使西域的場景，真是令後人神往鼓舞啊，他們曆經千難萬險，不辱使命，完成任務的同時，而且還有心地將原產於西域的胡琴、胡笳、胡麻、胡瓜、胡蘿卜，統統引進中原。所以，今天的菜場上，才有了菠菜、芫荽、茄子、香瓜，這大概就是魯迅先生所提倡的“拿來主義”了。漢唐氣派，正是這種生冷不懼、大度容納、消化一切、為我所用的精神。入我腸胃，進我髒腑，作我營養，成我血肉，即使冠以“胡”字又如何，還能找得出一絲胡味嗎？譬如本文《胡椒八百石》中所說的這款調味品，現在沒有一個中國人將它視為洋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