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適，曾經是個很想有點作為的皇帝，但終於逃脫不了中國帝王難免的，這種聰昏周期率交替的宿命，到底還是昏庸，昏懵，昏聵，昏天黑地起來。中國曆史進程中的許多悲劇，無不與最高統治者越活越顛倒，越老越錯亂，越到晚越走向反麵，越到臨終越無可救藥，有著莫大的關係。
就在德宗皇帝由聰轉昏，由清醒變糊塗的早期，對曾經引為股肱，視為心腹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在一個私密的場合，推心置腹地說過這樣一番話：“你太過於清廉和謹慎了，到了偏執的地步。各道、州、府到長安來，送給你一些禮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門外，一律不受，那是很不合乎情理的。其實，如果送你一根馬鞭，一雙皮靴之類，收下了，也是無傷大雅的。”
曆朝曆代，混蛋皇帝很多，但再不像個樣子、不成個氣候的最高統治者，如他這樣直言不諱地勸臣下納賄，苦口婆心地動員掌管國政的宰相腐敗，還真是少見。既然說受賄可以，那麼索賄也就無所謂了。以同樣的道理推論，某種程度上的腐化墮落，自然也在被允許之列了。這位一國之主，連表麵文章也不顧，明目張膽地告訴陸贄，小小不言的進貢啊，孝敬啊，表示啊，意思意思啊，無妨笑納，拒絕的話，反而不好。這句話一出口，其實等於明說，陸相啊，即使大撒手地貪贓枉法，大麵積地收受賄賂，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然而，他沒有想到，陸贄不領情，斷然拒絕。
陸贄（754—805），字敬輿，浙江嘉興人。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是一個很有才幹，很是正派，作風嚴謹，為官慎篤的政治家。德宗還在東宮當太子時，就風聞他的名聲，等到登基後，很想振作一番，以使唐室中興，就將這位幹練之才，調到身邊工作。先為翰林學士，後轉侍部員外郎，進入決策中樞。
“贄性忠藎，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由是顧待益厚。”當德宗被叛軍逼出長安，逃亡在外的時候，陸贄隨行。“山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為‘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謁見，上喜形於色，其寵待如此。”（《舊唐書》）
可是，在唐朝，也不光是唐朝，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曆朝曆代，有光明磊落的賢相存在，也必有卑鄙齷齪的奸臣出現，有慷慨激昂的正直之士紓難排憂，也必有惡濁邪佞的無恥之徒興風作浪。上帝有時就像小商小販那樣打小算盤，令人無奈。賣好白菜偏搭糠心大蘿卜，售鮮黃花要配臭不可聞的爛帶魚，從來不給那些封建帝王一個理想的執政班子，總是良莠不齊，好壞兼之，就看你這個當皇上的，是聰？還是昏？你用對了人，你江山坐穩，你看錯了人，你日子就不好過。
就在德宗終於按這種周期率，逐漸混賬，終於渾蛋的時候，一個在全唐史上，也數得上壞蛋之出類拔萃者，曾經注釋過《史記》，也算是一個有文化，有學問的裴延齡，一步一步被信任，被寵幸。於是，這個中書侍郎，判度支，“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贄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麵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在封建社會裏，正與邪的較量，誰勝誰負，關鍵在於德宗的屁股坐在哪一邊了。
知識分子要是下流起來，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由於“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等於逐出領導核心）。贄性畏慎（這是個嚴格要求自己的人），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即使如此檢點，裴延齡也不放過他）。十一年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栽贓）言贄與張滂、李充等搖動軍情，德宗怒，將誅贄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贄為忠州別駕”。
《舊唐書》在陸贄本傳的結尾，這樣寫道：“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途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贄及台鉉，不為不遇矣！”史官認為：賈誼在漢，隻做了一個不大的官，而陸贄在唐，曾經官至宰相，執政中樞，但他未能把握住這樣一個權高位重的機會，做得更好，後來弄到差點要殺頭的地步，很為他惋惜。“贄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眾弊，獨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