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的曆史學家，編撰正史的史官們，哪敢如此直書乾陵毒斃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要知道，皇帝永遠是對的，這是絕對真理。即使陛下錯了，也是錯得偉大光榮，錯得英明正確的。可要是隻字不提吧，為史官者，又覺得憋悶，又覺得對不住曆史。
於是，《舊唐書》的作者，含著骨頭露著肉，在《太宗紀》裏不痛不癢地說了一句，“貞觀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羅邇娑寐依於金飆門，造延年之藥。”在《郝處俊傳》裏拐彎抹角地又說了一句，“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征求靈草異石，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憲宗紀》裏額外補充地說了一句，“李藩亦謂憲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藥，遂致暴疾不救。”這樣，總算讓我們在這位大人物頭頂上閃亮炫目的光環裏，看到一個其實也並不怎麼樣的晦暗缺口。
也許上帝不給人百分之百，也許我們不該求全責備，也許，瑕不掩瑜，這是一個手指頭與九個手指頭的關係。還是盡善盡美的天可汗，還是永垂青史的貞觀之治，這是毫無疑義的。但要聽他公元628年（貞觀二年），在禦前會議上的一次極其冠冕堂皇的訓話，與他本人實際上的所作所為，你就會覺得他的偽善，表演得不免太過分了。他說：
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與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唐·吳兢《貞觀政要》）
若以這些記錄在案的話，你不能不承認李世民，具有相當程度的唯物主義觀點和相信科學破除迷信的進步思想。還頗有一點反權威的精神，敢於對秦始皇、漢武帝發難。可據《資治通鑒》，這位陛下，卻是一直沒有斷了服種種延年益壽，壯體強身的不死藥。
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崩。上（李世民）將往哭之。房玄齡以上疾新愈，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舊姻戚，豈得聞其喪不往哭乎？”帥左右自興安門出。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迎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上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
看房玄齡和長孫無忌兩位臣下的堅定態度，這種因服藥而有所禁忌的幹預，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而且，還由此判斷，唐太宗服的藥，是中國古方，當為發軔於漢，濫觴於魏晉，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濫，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讀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我們知道，服了這種藥以後，痛苦難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藥物成分，《抱樸子》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黃、白礬、曾青、磁石；《諸病源候論》為石鍾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盡管自魏至唐，其配伍方劑，至少不下十餘種，莫衷一是，但都離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礦石等燥熱上亢類藥。所以服藥以後，要行散，要揮發，要冷食，要靜息，純係自虐，不得安寧，否則，藥性散發不出，就會出大問題，這才使得長孫無忌，敢抱住唐太宗的坐騎，要陛下回宮將養。
既然服藥如受罪，為什麼還自討苦吃？因為，在古籍《神農本草經》中，這些藥石被視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的上品。在《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等傳統醫學書籍中，更認為具有壯陽及治療陽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實際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偉哥”作用。唐代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中，有“貪餌五石，以求房中之樂”的說法，也證明了當時人服藥風氣所為何來。
而據荷蘭人高羅佩的研究，在其《印度和中國的房中秘術》一文中，性行為和延長生命力的依存關係，這兩種古老文化是相互影響著的。對李世民來說，當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長。一方麵，魏晉時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產品，得以再度弘揚；一方麵，胡僧那羅邇娑寐、盧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氣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這種不死藥，本土的也好，進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長生不老的作用，還能具有壯陽固本的作用，這正是李世民對付三宮六院所求之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