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要達到以上目的,首先要作規劃,然後再根據規劃進行設計,最後依照設計方案逐步實施,以上這些也就是安置百萬移民所需的全過程。

當大家初步了解到這一過程後,曾對庫區處現任處長周少林說過這樣一句話:“你知道嗎,你們太了不起了!”

事實的確如此。經過這百把來人的手拿出的移民安置規劃,根據規劃提出具體設計方案再具體實施,按照一個個方案,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新城鎮矗立了,一個個以高效農業為主的新農村興建起,一條條公路、一座座橋梁縱橫交錯,工廠、學校、商店、醫院、影劇院星羅棋布地分布其中……

隨著這些的出現,百萬移民會在以後的10年、20年或更長的時間裏,一批一批地挪動著腳步,離開江水吞沒的故地,進入新的環境,到三峽兩岸再造的山河、重組的社會環境中。

在浩瀚的曆史長河中,百萬移民挪動的身影好似吹過峽穀的一陣風,既漫長,又短促。

尤其令規劃組激動的是,規劃著庫區百萬移民重大走向的人竟是這些與大家在一座大樓出進,同擠一個電梯,經常點頭甚至聊天的熟麵孔。

早在1991年,在國務委員陳俊生主持的三峽移民工作會議上,有人說“長江委”搞移民工作沒有規劃,傅秀堂站起來說:“不能說移民沒有規劃,我們有論證階段的規劃,1988年以錢正英為首的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審查通過了。我們還有可行性論證規劃,1990年以鄒家華為主任的國務院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了。”

“現在是初步設計階段,我們正在一步步地進行初步設計階段的規劃,比如《三峽壩區初步設計階段移民安置規劃》就已經完成了。以後隨著庫區移民工作的全麵鋪開,我們還要編製全庫區的移民實施計劃。”

錢正英由於在三峽工程論證期間還兼移民專題論證主持人,更由於移民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當實物淹沒指標調查工作還在進行的時候,她的眼光已經盯在移民工程列車的前方到站點,即移民安置規劃工作了。

在三峽這樣世界最大的庫區搞移民安置,不經過試點取得經驗,一下子全麵鋪開是不行的,容易出亂子。

錢正英考慮得很多:“試點工作如何進行?在哪裏進行?由誰為牽頭人?”

當時,錢正英想到了黃友若。

黃友若曾任“長江委”主任,跟“長江委”的關係不同一般,“長江委”庫區處是他一手組建的,而搞移民規劃試點工作非“長江委”庫區處莫屬。

三峽工程論證期間,黃友若不僅任領導小組成員兼秘書長,同時也是移民專題論證主持人之一,他還是“開發性移民”方針的最早提議者。

因此,錢正英想到,由黃友若與“長江委”聯係最為合適。

湖北與四川這兩個省,在哪個省裏選試點縣呢?錢正英想到了湖北,因為湖北上三峽的積極性一直比四川高,那麼就讓黃友若當召集人,由“長江委”、湖北各參加一個人,成立三峽庫區移民規劃工作領導小組吧!

當時,傅秀堂正帶著唐登清、趙時華在北京修改《三峽庫區移民安置規劃大綱》,錢正英曆來辦事雷厲風行,她一聽說傅秀堂等人在北京,而且她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十分熟了,於是馬上將他們叫到自己家裏,詳細地布置了任務。

傅秀堂回到武漢,他連夜就向當時的“長江委”主任魏廷琤作了彙報。

“長江委”紅樓二樓西會議室,魏廷琤召集黨組一班人開會,專門研究此事。

“長江委”曆屆主任,從林一山開始,到黃友若、魏廷琤,都有重視移民工作的好傳統。這主要是因為移民在三峽工程中的重要地位決定的。

從林一山大家就可以看到,他抓移民工作到了事必躬親的地步。

魏廷琤,背微駝。在幾任“長江委”主任中除林主任患眼疾外,就數他的眼睛度數深了。

魏廷琤在任期間最大的功績是帶領“長江委”人完成了“長江委”在三峽工程論證期間所擔負的責任,將三峽工程推上馬。移民專題是他始終重點抓的項目之一。

論證結束後,進入了三峽工程正式開工的準備期,移民工作又成為整個工作的重點。

錢正英又指示,移民規劃工作要提到議事日程,在北京要立即成立由水利部、“長江委”、湖北省3方組成的領導小組,由她親自掛帥。

魏廷琤馬上召集黨組一班人專門研究此事,確定傅秀堂同誌代表“長江委”進入到移民規劃試點領導小組。湖北省參加領導小組的成員是王漢章副省長。

由於“長江委”機關在武漢,更由於所從事的幾個重點工程,如荊江分洪工程、丹江口、陸水、葛洲壩、隔河岩以及正在進行的三峽水利樞紐都在湖北,“長江委”跟曆屆湖北省委領導的關係都十分密切,來往相當頻繁。

領導小組這3人由於上述關係,彼此都很熟悉。在北京見麵後無需客套,就直奔主題:選哪個縣試點?

經過幾番醞釀,3人的目光直盯屈原的故鄉:秭歸。

當然,這些水利專家相中秭歸,並不是衝著它豐富的文化內涵去的,而是看中了它的兩大優勢:

第一,位於庫首,其淹沒麵積占湖北四縣的一半,且淹沒範圍涉及到農村、縣城、集鎮、工廠、專業項目,較全麵,具有典型性,對全庫能起到借鑒作用。

第二,秭歸還有葛洲壩庫區移民的經驗。當然,秭歸縣對上三峽工程的熱情一直較高。

就這麼定了,至於規劃試點工作如何進行,那就靠傅秀堂去抓了。

傅秀堂回漢後,又是一番緊張的安排布置。

1992年10月,“長江委”庫區處正式進駐秭歸規劃現場。第一次去的時候,僅庫區處就去了十來個人,加上宜昌市移民局和秭歸有關部門配合的人就更多。

他們在當時老縣城最大的禮堂開了動員大會。

坐在大會主席台上的不僅有王漢章、傅秀堂,還有當時三峽工程移民領導小組的成員楊啟聲,當然還包括秭歸四大家的成員,可謂陣容可觀,讓下麵幾百位與會代表為之一振。

秭歸移民規劃試點工作這台戲,就在上下極為重視的氣氛下開演了。

傅秀堂當時考慮:如何將這隻“領頭羊”按照規劃模式引入到正確合理的軌道,讓以後庫區所有的縣市隨著它魚貫前行呢?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新生事物在任何地區進行試點本來就不容易。

“長江委”在庫區所做的任何工作,無不與地方利益休戚相關,所以他們到任何地區開展工作時都極容易與地方產生矛盾,有時矛盾甚至發展到極其尖銳的程度。

開始很少有人說他們好話,到上麵告“長江委”人狀的很多,這幾乎成為慣例。

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地方上理解、慢慢接受他們的做法以後,他們又和地方成為同誌加兄弟,這也是慣例。當然,也有地方始終不理解,接受不了的。

早在1991年4月,陳俊生到三峽庫區考察,“長江委”副主任潘天達和趙時華等一大批專家陪同前往,在秭歸縣屈原祠接待室聽取縣委領導作彙報。

當縣長彙報到秭歸縣城由於在西陵峽以上無址可選,他們要求選在茅坪防護區的九裏坪時,正低頭專注地看材料的陳俊生頭也沒抬,好像不經意地問一句:“設計單位什麼意見?”

趙時華當時坐得稍遠一點,就大聲回答:“設計單位反對這個意見。”

陳俊生迅速抬起頭,盯著趙時華問:“為什麼?”

趙時華回答:“秭歸縣耕地資源短缺,人地關係緊張,三峽工程淹沒後將更加突出。在茅坪溪進行工程防護是要保護秭歸縣少有的一片5000多畝耕地的平壩,是為了防護基本農田的,而不是要建新縣城,這是其一;其二,在緊靠100米高的土壩下建新縣城不安全;其三,新縣城三麵環山,一麵臨100米的高壩,氣候環境很差,因此不能把新縣城擺在那裏。”

陳俊生又問:“你的意見選哪裏好?”

趙時華說:“為了秭歸新縣城址,‘長江委’、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在西陵峽以上長江兩岸做了許多工作,但發現那裏地形、地質條件都不行,沒辦法才選到茅坪這一帶。但新縣城應該選在庫區182米高程以上,多用山坡荒地,少占良田好地。”

陳俊生說:“你這個意見很好,具體選什麼地方好?”

趙時華說:“具體就在茅坪鎮背後山上剪刀魚一帶。這裏是花崗岩區,沒有大的地質問題,茅坪新鎮就在那裏。”

陳俊生當即表態:“設計單位的意見很對,應當按設計單位意見辦。三峽工程建設已經淹了幾十萬畝耕地,新城鎮建設不能再大量占用良田好地。茅坪溪防護區要作為基本農田區,作出規劃保護,對壩區的環境和副食供應也有好處。”

“秭歸縣緊靠大壩,首先被淹,搬一個縣城不容易,要做很多工作,新城址要先定下來!你們縣政府打報告附上有關選址資料,上報到民政部。國務院副秘書長李長安同誌,你回去過問一下,抓緊給他們審批了,不能耽誤!”

第二天早上在“平湖4”號船休息室走廊上,陳俊生將迎麵走來的趙時華叫住問:“中國城市規劃院鄒德慈院長講選址中還有一個銀杏沱,是怎麼回事?”

趙時華回答:“銀杏沱就在剪刀峪上遊幾公裏遠,是選過的城址,但地形條件差,很破碎。剪刀峪是個小地名,規劃用地要和鳳凰山連成一片,向銀杏沱發展,都要連成一片的。”

陳俊生問:“昨天你怎麼不給我說清楚?”

趙時華說:“昨天會上我也很緊張,回答得不全麵。”

陳俊生表示:“這我清楚了,城址就是偏了些,偏於縣域一隅,不過靠近大壩,對縣城發展有好處。”

趙時華又說:“縣裏思想可能還不通,剪刀峪、九裏坪都屬九裏坪鄉的範圍,如果隻批一個鄉行政區劃名稱,新縣城就仍會建在平壩上,民政部的文要批清楚。”

李長安說:“這事好辦,將來批文件時,我們打個括弧(剪刀峪),這樣就變不了啦!”

以後,王漢章親自帶領“長江委”技術人員、庫區各市縣領導及城市規劃設計院的人員冒著酷暑到剪刀峪、鳳凰山實地查勘新址情況。

那次查勘,因為天熱,許多人都中暑了。

當時,秭歸縣的領導們是很不滿意趙時華當著陳俊生同誌的麵否定他們方案的。他們當時的確不理解,也接受不了。

事實證明,選址剪刀峪、鳳凰山是正確的,現在許多秭歸縣的幹部認為,要是真的選在平壩上就糟了。

秭歸縣移民局的薑副局長來,他為縣裏的指標爭得麵紅耳赤,可自己家裏的房子被量少了,他還一點都不知道,到最後發現給他補時,他才如夢初醒。

縣移民局吳誌國局長,是矛盾雙方秭歸方的主要出麵人,他是幾個移民局長中最瘦的一個,患有嚴重的胃下垂病,可他一直堅持工作。

土地,首先成了一見麵就開始叫勁、甚至拍桌子的一個不可調和的問題。凡涉及到土地,庫區沒有一個縣認為把他們土地算多了的,尤其在山區縣中,按照國家規定,耕地應該算投影麵積,而投影麵積指定是比斜麵積小的,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早在楊振懷任水利部長時,一次他陪同田紀雲副總理到三峽庫區視察,傅秀堂也隨行前往。當時考察團的一位專員當著傅秀堂麵在田紀雲麵前告“長江委”的狀,說“長江委”按投影算麵積,農民意見很大。

傅秀堂理直氣壯地回答道:“這不是‘長江委’創造的,而是國家規定的,國外也是這樣做。1992年,我陪中國科學院的幾個學部委員參觀秭歸移民區時,專門請教過搞土地研究的中科院徐冠華院士。投影麵積的使用,使三峽的耕地麵積減少了20%,但地方上並不吃虧,因為各縣都減少了,補償經費分攤到各縣還是一樣……如果硬要算斜麵積,那麼陡立的岩麵麵積將是無窮大,但這樣的土地能耕種嗎?”

土地,從大的方麵講全都是國家的,但在各縣、市的範圍內,如果淹了,國家又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補償,當然就惜土如金了。

對待這類問題,“長江委”的原則是:凡是合理的,“長江委”在處理時能加的肯定會加,他們不忍心,也沒有理由扣。但其中還有不合理的要求,如果一一滿足,國家的投資無疑會增加許多。不能讓國家吃虧,這是“長江委”奉行的最高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