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61年4月，蘇聯“東方”號運載火箭頂著世界上第一艘載人飛船騰空而起，宇航員加加林上天了。加加林從宇宙回來，全球轟動，中國也一度沸騰，重新熱起衛星來。蘇聯能出加加林，中國為什麼不能出加加林？黨中央有過動議，從政治的角度說，中國是個大國，不能示弱，應該有些威懾力量。
1961年6月3日，中國科學院召開《星際航行座談會》。此後錢學森在《星際航行概論》一書中，提出了用一架裝有噴氣發動機的大飛機作第一級運載工具，用一架裝有火箭發動機的飛機作第二級運載工具的天地往返運輸係統的設想。1963年，中國科學院成立星際航行委員會，研究製定星際航行長遠規劃。
在“東風”二號導彈試驗成功以後，1965年1月8日，錢學森正式向國家提出報告，建議早日製訂我國人造衛星的研究計劃，得到中央采納。
由於錢學森的建議是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1號”的工程代號為“651”工程，同時決定研製一種三組火箭作為運載工具。
航天人借用了中國革命史上一次艱難的遷移行動，為這枚還沒有誕生的火箭命名為“長征”號。
轉眼到了1968年，距離毛澤東說“中國也要搞人造衛星”的指示已經過去整整10年，我們的人造衛星緊鑼密鼓即將上天。
毛澤東說，我們也要搞載人航天。在衛星研製的同時，載人航天也終於開始了動作。這時，宇航的工作也正式列入議事日程。當時沒有航天這個詞，航天這個詞是錢學森提出來的。
1968年4月，上層決定上馬航天研究，先成立隊伍。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宇宙生物研究室就和解放軍二三六部隊、軍事醫學科學院軍事勞動生理研究所合並成立了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調來的人員全部穿上了軍裝，由國防科委領導。
1970年1月30日，為發射衛星做準備而實驗發射的第一枚“長征”號火箭獲得成功。1970年4月24日，“長征1號”載著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1號”順利升空。
中國的衛星雖然成功發射了，但是要想實現載人上天，那就不僅是發射的問題，更主要的還是衛星回收問題。
但是從茫茫宇宙將衛星召回，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讓衛星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並令其準確降落，沒有過硬的航天科技，是不可能的。
蘇聯是秘而不宣發射了好幾顆衛星後才掌握了回收技術，美國一連發射了12顆返回式衛星，全逃之夭夭，直到第13顆，才極不情願搖搖晃晃回來了。回來是回來了，但還是鬧別扭，根本不聽指令，一頭紮進大海遊泳去了。
作為中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總設計師，王希季大膽采用新科技成果，使衛星回收率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那一陣子，他一趟一趟往大西北試驗基地跑，做了不下50次空投試驗，在內蒙古察哈爾黃旗海空投試驗基地，零下30多度，他和試驗人員一起睡在四麵漏風的平房裏。
1975年11月26日，在酒泉衛星發射基地，“長征2號”火箭把中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送上了太空，預計繞地3天後回收。這是楊嘉墀和同事一幹10年，研製這顆衛星的姿態控製的結果。
科學家們正在集中精神監控衛星運轉的數據，忽然，收到一組不妙的數據，顯示靠噴氣產生的反作用力來實現姿態控製的衛星，由於氣壓下降過快，將會因氮氣消耗殆盡而提前返回。
聽到這個消息，指揮衛星發射的總指揮錢學森，把楊嘉墀等專家請到一起，分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專家的計算結果表明，安全回收的希望幾乎等於零。楊嘉墀一直沒說話，在低頭計算，錢學森看著他。
終於，楊嘉墀說：“從我的計算判斷，出現這一現象是因為衛星上天時溫度高，空間溫度低，衛星進入軌道後，冷熱懸殊，氣壓下降的速度加快。但到一定時候，氣壓就會穩定下來，支持衛星在空中飛行3天問題不大，我的意見是按原計劃進行。”
最後大家決定，按楊嘉墀的意見辦。楊嘉墀爬上三四百米的觀山頂，在冬夜裏觀察衛星。直到天亮，才從山上下來。
回收部隊在四川遂寧縣待命，準備回收。
到了11月29日，返回式衛星在天上逛了3天，環繞地球47圈後，該回來了。可是突然卻沒了有信號，衛星失去了蹤影。不過，專家們肯定地說，根據他們的觀測，返回的衛星沒出國，就在國內，大概在貴州附近。
1975年11月29日中午，貴州凱裏地區的4個礦工看到了從天而降的一個大火球，這就是中國的第一個返回衛星。
此後，中國陸續發射了近20顆衛星，除一顆因衛星姿控係統出現故障未能回收外，全部成功回收，而且返回的落點誤差很小。這個回收成功率是世界上罕見的，創下了世界紀錄。
安全返回技術不成問題了，中國科學家掌握了回收衛星的秘密。雖然載人飛船的回收技術特別是救生技術難度更高，中國科學家還是有信心突破這道難關。積極開展對外合作
1988年7月2日至10日，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空間生命科學代表團應中國方麵的邀請，來中國進行為期一周的中美空間生命科學合作會談。中國方麵邀請美方參觀呼吸、生理等各種實驗室。
中國的航天研究在第一次工程下馬之後，並沒有完全停止。宇航員雖然都回原部隊了，但中國的宇航研究還在繼續。國防科委某研究所的各種航天試驗還在緊張有序地進行。好幾年後，這裏還為宇航員保留著宿舍。當然，這個研究所因為任務遙遠，也曾麵臨精簡和撤編的困境，不過總算走過來了。
國防科委的這個研究所是一個以係統論為指導，實行航天醫學和工程相結合的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所。
經過許多年幾代航天人的艱苦努力，這個研究所建立了包括人體離心機、低壓艙、氣候艙、真空艙、天象儀、衝擊塔、人用多功能轉椅和電動秋千等一整套有關宇航員的地麵模擬設備以及有關設施。所裏擁有60多個不同專業的科技人員，完成了大量的航天課題研究，並有數百項科研成果獲得包括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一等獎在內的各種國家級和部門級獎勵。
中國“科學的春天”到來後，這個研究所積極開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與學術交流。先後接待了美國、德國、俄羅斯、英國、日本、瑞典、加拿大、葡萄牙和巴基斯坦等許多國家的專家學者以及國際學術組織的代表來所參觀和講學。除了請進來，研究所還不斷派遣研究人員到國外考察、進修、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和參加短期研究工作等。
1982年12月7日，中國的這塊“宇航研究基地”接待了美國航天飛機STS-3乘組指令長洛斯馬和駕駛員富勒頓的參觀。
1985年7月10日，第一位登上美國航天飛機的美籍華人、有效載荷專家王贛駿博士也來參觀過航天模擬設施，並全副武裝坐上去試了一試，表示很不錯。
1987年11月，法國國家空間研究中心代表團來訪，雙方認真討論了雙邊合作宇航員研究的話題。
法國宇航界的人士走了還不到一個月，1987年12月2日，西德代表團也來訪問。
在航天研究合作方麵，美國是最積極的，1988年7的這次中美空間生命科學合作會談，就是一例。
隨著中國的航天科技的不斷進步，特別是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之後，科學事業受到中央特別的重視，再加上中外科研合作的日益頻繁，中國重新上馬載人航天的時機再次來臨。鄧小平批示航天計劃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關於《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的通知。這標誌著我國的“863”計劃進入實施階段。
“863”計劃實施，使我國載人航天研究重新列入國家重點發展計劃。
中國“863”高科技計劃的快速上馬，與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不無關係。
1981年4月12日，美國成功發射了世界第一架航天飛機“哥倫比亞”號。1983年3月23日，美國總統裏根在一次演講中說：“我正指示製定一項遠期的研究和發展計劃，以達到我們消除戰略導彈威脅的最終目標。我相信，我們今天著手進行的努力，有希望改變人類曆史的進程。”
這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戰”計劃。
美國的這個戰略防禦計劃一出籠，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重視，蘇聯、歐洲、日本、印度等國都相繼出台各自的航天計劃。
1984年1月，美國總統宣布要用10年時間建成自由號大型空間站；蘇聯也準備在1986年將其第三代空間站和平號送上太空；歐洲開始研製哥倫布空間站和赫爾姆斯號小型航天飛機；日本也提出要研製希望號航天飛機和大型運載火箭……
麵對世界科技競爭的浪潮，中國人當然也不甘落後，尤其是心係國家的科學家們，更是心係大局，為了中國的高科技計劃，召開多次會議。
1985年7月，中國首屆太空站研討會在秦皇島召開。在航天部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任新民的倡導下，我國載人航天計劃又一次啟動了。
這一年，任新民已經70高齡。這位被尊為航天“總總師”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依然以滿腔的熱情為航天的戰略發展奔走呐喊。任新民與屠守鍔、黃緯祿、梁守槃一起被稱為“航天四老”，而“任屠黃梁”中的任新民居首位，並非浪得虛名。
任新民曾作為副總設計師，領導和參加了我國第一枚中近程彈道式導彈液體火箭發動機的研製；組織研製了“長征1號”運載火箭，保證了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成功；組織用“長征3號”火箭把“亞洲1號”衛星準確送入地球同步轉移軌道，實現了中國運載火箭商業發射服務零的突破……
對於20多年來一直在火箭、衛星工程間奔波的任新民來說，宇航員上天猶如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
在太空站研討會上，代表們各抒己見，雖然意見大相徑庭，思路也不成熟，但卻有一個共識：發展載人航天是大勢所趨。與會代表的研究報告被彙編成《太空站討論會文集》。
任新民在“文集”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太空站遲早是要搞的，但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規的東西，我們才開始設想，到時候就晚了。所以，從現在起就應有一個長遠規劃，對其中的某些單項關鍵技術應立即著手研究。一旦國家下決心發展載人航天，就能及時起步。
我們要爭取在21世紀初，在地球的近地空域翱翔著中國的永久型太空站，在太空站和地球之間有中國的運輸工具，裝載著人員、物資、設備穿梭往來，我國的航天員、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太空站上緊張地進行各種各樣的科學技術活動。
1986年3月3號，楊嘉墀、陳芳允、王大珩、王淦昌4位科學家在《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中，列入了載人航天的研究，並設法以書信的形式送到了中央最高領導人那裏。
在這份報告中，他們針對世界高科技迅速發展的緊迫現實，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議和設想：要全麵追蹤世界高技術的發展，製定中國高科技的發展計劃。
在建議中，4位科學家認為：
對國外的高技術競爭浪潮絕對不能置之不理，應當根據國情選擇有限的目標，積極跟蹤研究，並盡可能在某些方麵得到領先成果，隻有這樣才能與國外科學界進行對等的交流。
這份報告很快呈送到鄧小平的案頭。1986年3月5日，鄧小平在這封信上作了批示：
這個建議十分重要，請找專家和有關負責同誌，提出意見，以憑決策。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根據鄧小平的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立即邀請部分科學家進行座談討論。
1986年4月，全國200多名科學家雲集北京，討論研究《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從1986年3月到8月，國務院先後召開了7次會議，組織專家討論製定“綱要”。
國務院科技領導小組又用了近半年的時間，組織了124位各個領域的專家，對“綱要”進行了反複的探討和論證，最終才形成了《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