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他有考證癖，我們覺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證還可精簡。如遼、金、元各族的人名，原來史書是根據當時實際用的名字寫的，到清乾隆時有意把它改譯一次，這種改譯，隻有引起混亂，毫無意義。清代曆史學者如錢大昕、趙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東藩於《宋史演義》和《元史演義》內經常將人名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機一作安巴堅之類，實在無此必要。他怕不注讀者不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這是他所意識不到的。
三、本書的曆史觀點
蔡東藩是個舊知識分子，受封建思想影響很深。但同時他又受到辛亥革命前後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洗禮，曾醉心於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為經過革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後，軍閥割據，政客朝三暮四，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一步步加緊，這種情況，使他感到苦悶，以致憤慨。在他編的《中等新論說文範》中就有“國恥論”一篇雲：
革命以後，耳目一新，若可與謀雪恥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誌，或且營宮室，擁妻妾，但顧行樂，不顧雪恥。……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環顧吾國，仍無一誓雪國恥者。夫無一誓雪國恥之人，是終於無恥者也。我不敢謂此終於無恥者其國即亡也，我亦不敢謂此終於無恥者其國不即亡也。惟外族方張，鑒吾國民之不複知恥，將奴我辱我，我國民乃真萬劫不複矣！
蔡東藩這種議論，一方麵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徹底，一方麵也反映這一時期頭腦比較清醒的知識分子的苦悶。隨著時勢的發展，這種苦悶越來越深，憤慨也越來越甚。他在《民國演義》自序中說：
回憶辛亥革命，全國人心，方以為推翻清室，永除專製，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幸《臨時約法》，絕而複蘇，人民之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約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見聞之所及，援筆直陳，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此則猶是受共和之賜，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未始非賴是保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國演義》中，對當時軍閥政客冷諷熱嘲，對漢奸賣國賊如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貶斥不遺餘力，而對“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則予以大力讚揚。他在《五代史演義》第一回中說：
照此看來，欲要內訌不致蔓延，除非是國家統一；欲要外人不來問鼎，亦除非是國家統一。若彼爭此奪，上替下淩，禮教衰微，人倫滅絕，無論什麼朝局，什麼政體，總是支撐不住。眼見得神州板蕩，四夷交侵，好好一個大中國，變做了盜賊世界，夷虜奴隸，豈不是可悲可痛嗎！他這種愛國憂民的思想，在他的“演義”中常常可以看到。不過他的思想僅止於此，沒有再向前發展了。
蔡東藩對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潔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揚，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陸秀夫這樣的人，他當然是崇拜的，但對陸在厓山患難之中，“尚日書大學章句，訓導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誌可哀！”像方孝孺這種硬漢，他也為之歌詠讚歎，但他對孝孺當軍事緊急時向建文帝的屢次奏語，一則批曰：“此老又出迂謀”；再則批曰：“還是迂說”；三則批曰：“迂腐極矣”。這可以說他是有自己見解的，不隨人短長。可也有偏激之見，他在《民國演義》中卻欣賞張勳，第八十四回的總批中說：
但觀民國諸當局之各私其私，尚不若張辮帥之始終如一，其跡可訾，其心尚堪共諒也。
這雖是有所為而發，究竟不能算是正論。
蔡東藩對曆史上的民族關係，雖然承襲了舊史的大漢族主義觀點，但也有實事求是的地方。他對元朝初年的曆史敘述很詳，並無多大貶語；對清朝曆史的評論，也有不少地方比較公正。他在《清史演義》第一回中說：
後來武昌發難，各省響應，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複了。自此以後，人人說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罵；甚至說他是犬羊賤種，豺虎心腸。又把那無中生有的事情附會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無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無一非卑鄙齷齪，這也未免言過其實哩！……小子無事時，曾把清朝史事，約略考究，有壞處，也有好處；有淫暴處，也有仁德處。若照時人所說，連兩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撐到二百六十多年？
像這種說法，還是比較客觀的。他又在第三十回中說：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創業。……自奉勤儉，待民寬惠。……滿族中得此奇人，總要算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了！這個對康熙的評語，更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在全書中反對迷信，對宗教迷信采取否定的態度，這一點比較突出。但他畢竟是封建思想濃厚的人，他的曆史觀點有比舊史學家進步的一麵，可是主要麵仍是傳統的唯心史觀。
貫穿在《中國曆代演義》中最顯著的錯誤觀點，是貶低農民起義。以陳勝、吳廣那樣第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司馬遷曾把陳勝列入世家，比之於湯武革命；蔡東藩在《前漢演義》第九回總批中卻說陳勝、吳廣是：貪富貴，孳孳為利。……起兵於蘄，實則皆為叛亂之首而已。殺將驅卒，斬木揭竿，亂秦有餘，平秦不足。
這些話，充分表示他的地主階級立場是根深蒂固的。所謂“亂秦有餘，平秦不足”，明明是農民起義推翻暴秦統治以後，勝利的果實被地主階級的野心家篡奪了，他卻反過來說農民隻能破壞社會安寧，不能安定社會秩序，這是因果倒置。
最嚴重的問題是關於對太平天國革命的認識。《中等新論說文範》有“論洪楊失敗之原因”一文，其中有一段說：
洪楊有革命之思想，而無革命之政術。洪楊皆盜魁，托天父天兄以愚人，猶是白蓮、天理諸教徒之末算耳！堂堂正正之師，彼固未嚐耳聞及之也。且其起事以後，蹂躪十餘省，戮殺無算，至今父老猶痛嫉之。這是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他反對洪楊，但總算還承認洪楊“有革命之思想”。到寫《清史演義》六十二回時，他不但不承認洪楊有革命思想，甚至於說：
曾國藩始練湘勇，繼辦水師，沿湖出江，為剿平洪楊之基礎。後人目為漢賊，以其輔滿滅漢故。平心而論，洪楊之亂，毒痡海內，不特於漢族無益，反大有害於漢族。是洪楊假名光複，陰張凶焰，實為漢族之一大罪人。曾氏不出，洪楊其能治國乎？多見其殘民自逞而已！故洪楊可原也而實可恨，曾氏可恨也而實可原。
第七十三回又說：
後人還說“長毛”乃是義兵，實是革命的大人物，小子萬萬不敢讚同。
這兩段話露骨地反映了蔡東藩反對太平天國革命的根本立場。他明知辛亥革命時期的人已經把曾國藩叫做“漢賊”，把太平軍稱為“義兵”，而他卻左一個“長毛”，右一個“罪人”。這比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遠遠落後。
其次，他對舊的曆史評論中的所謂“女禍”，看得非常嚴重。在前後漢“演義”中大說女寵，在《唐史演義》開篇就發揮“唐烏龜”的議論，他說：
唐朝演義，好做了三段立論：第一段是女禍，第二段是閹禍，第三段是藩鎮禍。若從根本問題上解決起來，實自宮闈淫亂，造成種種的惡果。所以評斷唐史，用了最簡單的三字，叫做“唐烏龜”。這真所謂一言以蔽呢！
把女禍作為亡國亂政的主要原因，這是舊的曆史學家輕視婦女的結果。這部書中，常常把亡國的罪過推給後妃，即使在一般敘述中，也常常有輕視婦女的議論，特別是在批注中，隨處可見。像《南北史演義》第十六回注雲：“世間最毒婦人心”；《五代史演義》第二十九回注雲：“婦人心腸究比男子為毒。”這都是舊社會輕視婦女的惡毒語言。不僅如此，作者對“演義”中男女關係，雖自言不敢導淫，可是在不少地方卻有意渲染，這也是和輕視婦女思想分不開的。
此外，這部書中還有許多舊的曆史觀點，這裏就不及一一指出了。總之，我們對於《中國曆代演義》，既要重視其中的精華，也要批判其中的糟粕，才是對待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
一九六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