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家世考
《全唐文》卷二四九載李嶠《攀龍台碑》，卷二三九載武三思《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後碑銘（並序）》，我於1962年將兩碑介紹給讀者，因兩碑中有不少記載，可補史書之缺漏，正史書之誤失。舉例說明如下：
（1）史書未載武士?（武之父）與楊氏（武之母）的年齡。據《攀龍台碑》所記，武士?卒於貞觀九年，年59歲，推算生於北周建德六年（北齊承光元年）。據《高皇後碑》所記，楊氏卒於鹹亨元年。以年92歲推算，應生於北周大成元年（北周大象元年）。武士?比楊氏長兩歲。武德七年武誕生時，武士?48歲，楊氏46歲。
從楊氏的年齡，發現史書錯誤兩條：一、楊氏40餘歲時，即武德三年以後，嫁給武士?的。可以推算出，她的外孫賀蘭敏之長大成人時，她至少已70餘歲。史書說賀蘭敏之於外祖母楊氏，顯然是對楊氏的汙蔑。二、楊氏活到92歲，可謂大壽。駱賓王《代李敬業以武後臨朝移諸郡縣檄》中罵武“鴆母”，顯然是胡說，武有何必要毒死92歲的母親呢？《資治通鑒》引用此文，未免失考。
（2）初唐婚姻，崇尚門第。庶族身份的武士?，怎樣能與貴族身份的楊氏結成夫婦的呢？《高皇後碑》中有一段值得我們注意的描繪：“無上孝明高皇帝（武士?）……闕魚軒於中饋。高祖神堯皇帝（李淵）位膺元首，任切股肱，利涉大川，寄隆舟，式崇勳舊，為結潘楊，酬功草昧之時，賞效雲雷之日。高後（楊氏）以孝誠純至，雅操虛衝，拒縟禮於移天，誓開襟於初地。六塵不染，孤標水上之花；四諦方披，獨晤星中之月。洎乎鳳凰開繇，獨堅匪席之心；烏鵲成橋，果迫如綸之命。於是使桂陽公主為婚主，禮娉所須，並令官給。”武士?門第雖然不高，但由高祖親自做媒，這是很體麵的事；楊氏已有40餘歲，想找比武士?更好的對象，也不大容易。楊氏就是這種情況嫁給武士?的。
代楊氏做“婚主”的桂陽公主，是高祖之女，楊師道之妻。楊師道是楊雄之子，武母楊氏是楊達之女。楊師道是武母楊氏的從兄弟，關係甚近。楊師道之從侄女，嫁給巢王李元吉。李元吉被殺後，為太宗李世民收繼，很是得寵。長孫皇後卒後，太宗想把她立為皇後，因魏征反對而止。她是武?的姨姊。武能夠被太宗召進宮，立為才人，我推測是由於這位姨姊的推薦。
武對外婆家――楊家，感情很厚，她做皇帝時曾表示過：“我令當宗（武家）及外家（楊家），常一人為宰相。”（《舊唐書?楊恭仁傳》）
（3）從《攀龍台碑》中所記載的武士?的官職可以看出，武?幼時隨父母到過揚州（武德八年至九年）、豫州（武德九年至貞觀元年）、利州（貞觀二年至五年）、荊州（貞觀六年至九年）。
（4）當高宗李治廢皇後王氏而立武為皇後時，長孫無忌、褚遂良表示反對，而徐世（李）采取秘密讚助的辦法。這固然反映出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鬥爭，也反映出他們與武家庭的關係。徐世與武士?都是庶族，人所共知，不必多說。值得介紹的是，《攀龍台碑》中有一點新資料。碑中說：武士?卒，“遣令歸葬文水”。朝廷“委本州（並州）大都督英國公李，監護喪事，緣喪所需，並令官給”。可見，徐世與武家庭曾有過接觸，他們不是陌生的。當武進行爭奪皇後的幕後活動時，他們自然很容易地聯合起來。
武不生於廣元
武則天生於何地？新舊《唐書》中沒有記載；初唐、盛唐人的詩文裏亦未述及；晚唐詩人李商隱《利州江潭作》自注雲：“感孕金輪所”，這是記述武出生地點的最早的資料。
李詩是否可靠？前人沒有做過認真的考證。近年來，因為代武翻案而涉及她的出生地點，考古界人士進行了調查，史學界人士展開了討論，情況大致是這樣：
郭沫若在《人民文學》1960年5月號發表的《武則天》劇本中，說：“武後即生於廣元縣”，“在那兒長到七歲”。
與郭沫若意見相同者，前有王家佑等，後有張明善、黃展嶽。王家佑撰有《廣元皇澤寺及其石刻》一文（載《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5期）；張明善、黃展嶽合寫了《四川廣元縣皇澤寺調查記》（載《考古》1960年第7期）。他們都是根據《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澤寺唐則天皇後武氏新廟記》中“貞觀時，父士?為都督於是（缺）後焉”這句話，作出了武生於武德七年、武士?利州都督任內的判斷。
與郭沫若意見不同者，有吳晗和陳振。吳晗在題為《關於曆史人物評價問題》的一個發言中，談到武出生地點的問題（《新建設》1961年1月號）；陳振寫了《也談武則天的出生地和出身》的考證（《光明日報》1961年5月24日）。他們都根據史書上的記載，認為武士?於貞觀五年始任利州都督，而武則天生於武德七年，就不大可能生在利州。
郭沫若又發表了《武則天生在廣元的根據》一文，認為武士?於武德七年及貞觀時兩任利州都督，並說：“其實在武德七年，武士?就沒有做過利州都督也不要緊，他所做的或許還是總管，或許隻是長史之類，更或許隻是因公寄留。”（《光明日報》1961年5月29日）
這一問題之所以爭論不絕，看來障礙在於：對武士?的曆史，沒有搞徹底。如果有一張翔實可靠的武士?的履曆表，證實他是否兩任利州都督（或總管、長史之類），那麼，武是否生於廣元，也就不辯而明了。
現在，我從《全唐文》中，提出一篇文章來，向大家介紹一下。該書卷二四九，載有李嶠奉武之命所撰的《攀龍台碑》，這是武士?的一篇最詳細的傳記。雖然碑文中夾雜著歌功頌德的諛諂之詞，以及為了說明當今女皇是真命天子而編造出的一些神話式的故事，這在當時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隻要剔去這些封建性的糟粕，它所保存下來的武士?的官職的資料，還是最完全的，對我們研究武幼年生活，還是有用處的。茲摘錄原文，編製武士?履曆看出，在武士?的一生中，共做過四次地方長官――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豫州、利州、荊州都督。這與《全唐文》卷二三九武三思《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後碑銘（並序）》中所說的“無上孝明高皇帝（武士?）……四臨九伯之途”，正相吻合。既然是“四臨”而不是五臨，可見郭沫若及考古界幾個人設想武士?於武德七年任利州都督（或總管、長史之類），是與曆史事實不符的。
《攀龍台碑》及《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後碑銘（並序）》中，都未說武士?曾於武德七年出差，更扯不上“因公寄留”利州，並在這裏誕生武。請問一個因公外出的官員，怎能攜帶妻子兒女隨行呢？這種設想是不合情理的，不能成立的。
郭沫若說：“對於李義山說利州是‘感孕金輪所’，並沒有任何確鑿的根據可以使它被根本推翻。”我看，這個經過武親自審查的、證明武德七年時武士?不在利州的《攀龍台碑》，就是可以根本推翻李詩的確鑿的根據。
封建帝王，尤其是創業之君，為了證明自己是真命天子，大都利用符瑞來做宣傳。武以婦女稱帝，這方麵的需要更為迫切。在她執政期間，以獻符瑞而晉身的人很多。如果當時有這個利州江潭“感孕”的故事，武正好利用來大肆宣傳，想做官的人也正好借此作為晉身之階。可是絲毫找不到這種痕跡。這足以說明武不生於廣元，當時也沒有這個故事。這個故事出現於晚唐詩人李商隱的作品中，可見它是中唐以後才產生的，是距離武時期已遠、不很了解她幼年曆史的人所編造出來的。我們怎能用來作為證實武出生地點的根據呢？
至於後蜀廣政二十二年所立的《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澤寺唐則天皇後武氏新廟記》中的話，更不能成為論據。因為可以作為論據的字，已經缺佚了！張明善、黃展嶽認為碑中所缺的字是“州，始生”，未免附會。雖然“後字抬頭頂格”，但所缺的字是十一個字的地位，憑什麼斷定“所缺字必甚少”，隻是三個，又隻是“州，始生”這三個字呢？其實即使如此，也與曆史事實不符（武不生於“貞觀時”），不足為據。碑中“寺內之廟，不知所創之因。古老莫傳，圖經罕記”這幾句話，值得我們注意。這幾句話提醒我們，對於宋以後地方誌中所記載的有關武在利州的故事，其可靠程度需要加以鑒別。因為，豈有五代人所不知道的事，宋以後人反而知道得更多一些呢？對於這一些，就不再去說它了。
《大雲經疏》說武“幼小時已被緇服”不可信
現存《大雲經疏》中有“伏承神皇幼小時已被緇服”之語（見《沙州文錄補》），對此，有兩種不同的理解：
（1）陳寅恪在《武與佛教》文中說：“若依君實之考定，武既於貞觀十一年年十四歲入宮，則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後，出宮居感業寺為尼時，其年已二十六歲。以二十六歲之年，古人決不以為幼小。故幼小之語，顯指武年十四歲未入宮以前而言。然則武幼時，即已一度正式或非正式為沙彌尼。”（《金明館叢稿二編》）